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在中国历史文化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尤为繁盛，在其鼎盛时期代表了当时亚洲青铜文明的高峰，也对东南亚地区青铜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9月26日至27日，连续两天，天府文化云讲堂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在副馆长、“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总策展人王方的带领下，开启了一场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探秘之旅，聆听中国西南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窥探天府文化深远悠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5省市，32家文博单位，294件（套）文物

　　一场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艺术盛宴

　　作为今年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代表性原创大展，“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规模宏大，汇集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5个省、市、自治区32家文博单位中先秦至秦汉时期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精品文物294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多达103件（套），88件（套）文物为首次外展。这也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展品数量最多、文物等级最高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专题展。

　　“青铜文明的构成是多元化的，青铜器本身不等于整个青铜文明。在物质形态方面，青铜文明也包括黄金、玉器、海贝等。这件黄金手杖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随着王馆长的讲解，镜头来到了一件华贵威严的金杖前。金杖上刻画了“鱼、鸟、箭、人”等图案，这样的图案也出现在了金沙出土的金冠带上。“这表明，三星堆和金沙在文化上的一种渊源和连续性。”王馆长总结道。

　　外形酷似“航天员”的铜人形器、构思巧妙造型奇特的手形銎铜戈、虎口大张倨牙翘尾的虎钮铜錞于、保存完整的华丽珠被、工艺高超的滇文化代表性贮贝器，以及有着“世界铜鼓源头”之称的楚雄万家坝型铜鼓等珍贵器物，都在这次展览中一一亮相，为大众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的艺术盛宴。

　　以“成都”之名

　　三件特殊铭文青铜器首次聚首

　　值得注意的是，三件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器也在这次展览上实现了首次聚首，它们分别是：唯一一件出土于成都地区的“成都”铭文铜矛；最早发现“成都”铭文，出土于四川雅安的虎头纹“成都”铭文铜矛；四川青川的“九年吕不韦”铭文铜戈（其正面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背面铸文“蜀东工”）。这也是目前考古发现中仅有的三件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器。“这件‘九年吕不韦’铭文铜戈的发现，表明成都当时可能有一个冶炼锻造青铜器的生产基地。”王馆长解释道。

　　三件器物被放置在一个展柜中，显得庄严而又神秘。细心观察它们身上的文字，仿佛在读一本名为《成都》的史书；望着它们，好像随时都能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它们是成都两千多年城名不改的力证，是研究成都城市发展史和天府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

　　吉金之路 辉映万里

　　文物面纱背后是西南各地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从先秦至秦汉，从四川盆地到黔桂地区，展览有着明确的主线——以地域划分，跟随时间的脚步去发掘、观察各个地区的青铜文化。通过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物的“交流”，可以看到西南各地区之间的一些相似和不同。而这些相似和不同，体现的正是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汉·纺织场面铜贮贝器 1992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

　　虽有“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文学表达，跟随王馆长的介绍，我们却能清楚地看到西南地区文化相互交融的轨迹。四川高原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着与四川盆地相同的“鸟崇拜”；川渝地区出土过中原地区特有花纹和造型的铜罍；越南发现了与云南保山地区出土的形制相似的束腰铜盒；内陆贵州地区出土有来自印度洋的海贝。虽然西南各地、各时期出土的铜鼓在形制繁简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作为西南地区独有、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物，它们却都有着最核心的相似的图案——太阳芒纹，而这又与三星堆、金沙的“太阳崇拜”相契合……不管是从空间还是时间上，拨开文物的面纱之后，都呈现出各地文化相互交融与发展的轨迹。直至汉武帝开西南夷，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面貌逐渐归一，从而慢慢融入华夏。“其实，过去人们流动的速度和范围，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王馆长感慨道。

　　一件件精美器物，虽未语却道千言。它们承载的不仅仅是西南各地区先民们生产生活的轨迹、生存意象和精神世界，更展现出文化与技术在传播、传承与创新中所焕发出的全新生命力，也见证着中国西南地区灿烂辉煌的青铜文明和“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中华文明。

　　在这本厚重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史书中，以物窥史，与成都平原相关的内容随处可见。跨越千山万水，经历千年时光，这吉金之路辉映万里。那绵延千年的天府文脉，突显的是天府文化深远而悠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据悉，天府文化云讲堂接下来将继续推出天府茶文化、蜀道文化、成都唐诗文化等内容，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与文化“同频”、与时代“共振”，积极挖掘和传播天府文化，助力成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历史文化名城。（红星新闻网记者 关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