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蓝 文 图片除署名外由通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是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及首府所在地。位于沙溪镇王坪村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是中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长眠着25048名红军烈士。规模比这里小的红军墓地，还有聂正远守护的瓦室镇啸口村红军坪墓地，以及沙溪镇苏坪墓区和大城寨墓区，均属保存较完整、具有历史意义、不便迁移的红军墓区。

　　自1934年10月红军离开啸口村，村民聂永奎便义务守护掩埋在这里的3000多名红军烈士。直到1982年，其子聂正远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又守墓39年。现在，聂正远的儿子聂长周、孙子聂自强、孙女聂黎也加入管护烈士墓区的行列。

　　聂正远一家四代守护红军坪墓地已经87载，这平凡的一家，用行动践行着当初的承诺。

　　无名烈士墓三千

　　2021年4月4日，清明节。

　　天麻麻亮，石人山笼罩在淡雾中，看不真切。聂正远觉得该起床了。老伴王秀清也醒了：“老头子！不要逞强，我们一起去。”

　　红军坪墓地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在35亩大小的山坡上埋有3000余位红军战士的遗骨，是聂正远父亲聂永奎数十年来垒起的土坟。墓地中央一块巨石上，耸立着20世纪80年代初通江县政府修建的“川陕省工农总医院烈士纪念碑”，风蚀雨浸的斑驳青苔，诉说着红军当年的故事。

　　现在提倡文明祭扫。但聂正远觉得，纸钱可以不烧，但若连蜡烛、高香也不敬，恐怕于礼不合，几天前他还去瓦室镇买了两串一千响的鞭炮。

　　一开门，外面在落雨。

　　聂正远扛起锄头戴着斗笠就出门了。老两口没吃早饭。啸口村一带的老风俗，每天只吃两顿。

　　出门向左，是通往墓地的小路。走着走着突然脚下一滑，他连打几个趔趄才稳住身形：“吔！你们在催我啊？我来了！”

　　几分钟后，他们走到红军坪墓地。那里的一砖一石、一土一木，都是聂正远和父亲几十年来经手的。看到一个坟茔被雨水冲缺了一小块，他捧泥填上，用锄头夯实，再去找大小合适的石头嵌入。

　　啸口村地处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平地当中的上湾，远处青峰耸立，近处田舍俨然，山脚下的大通江河蜿蜒深流，山影纷呈，播散着一派碧水绕村舍的田园诗意。在长势旺盛的成片油菜、大豆、玉米地中，有一片小树林。这片小树林里因为有数千红军烈士的坟茔，被村民称为红军坪。

　　这里的树，有桤木、柏树，大部分是聂正远从山里采挖移栽而来，小部分是从市场采购的树苗。他们家缺壮劳力，属村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一转眼，1000多棵小树都成大树了。听到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声音，雨又滴落在自己额头上，一股爽朗的凉意直走心头，他不愿意去擦。树林里，呈梯级分布有3级平台，每一层弧形的平台密密麻麻分布着小坟包。一些坟头上插着小国旗，那是他们夫妻以及来自各地的祭拜者带来的。

　　去年8月16日，民间传统的“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的前一天，聂正远夫妻就带着孙子聂自强、孙女聂黎祭扫过一次。聂正远对孙儿孙女说：“你们要感恩啊，莫得他们的牺牲，哪来这样的好生活！”

　　每年从3月开始，聂正远和家人就动手垒坟，他们要赶在清明节前把3000多座无名烈士墓垒一遍。

　　今天清明节，夫妻俩是最早到达墓区的人。纪念碑高约4米，棱角笔挺，巍峨庄严，一排排的赭红色坟茔波浪一般涌过来，簇拥在纪念碑四周。远远望去，纪念碑仿佛是一把出鞘的青铜剑。

　　上香。点蜡烛。王秀清忙着在纪念碑前摆放水果，还有一瓶白酒。

　　聂正远把手洗干净，在纪念碑后点燃了鞭炮。鞭炮声惊起雀鸟，似乎把地上的喧嚷带往高空。一团浓浓青烟从树林升起，随即拉斜，逐渐变淡，消散在对面的笔架山山肩。

　　今年天气偏冷，墓区附近山野的桐子花开得热烈，满树喧哗。也许是雨水的播散，远远就闻到一股甜甜的花香。

　　在聂正远看来，桐子花的命运就是先苦后甜。开花的时候，总是伴随风雨，还伴随着“倒春寒”，这一时令就叫“冻桐子花”。桐子花是在雨、风、雪的激战中怒放的。桐子花一开，山就青了，水就绿了，鸟儿的歌声也变得清甜清甜的，其中五彩斑斓的桐花凤穿梭在山林。父亲说过，桐花凤是山里最漂亮的鸟儿。

　　聂正远多年来形成的习惯，首先为红军陵墓上坟，再去祭扫不远处的父母坟茔。

　　那年，缠绵病榻的父亲自知不行了，在床头让聂正远跪下来：“我要走了。我自愿守墓大半辈子！你答应我：要继续守好红军墓！”

　　聂正远流着泪答应了。其实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去墓地巡夜，这里没有金银财宝，不怕盗墓，主要是怕人偷砍树木以及牲畜践踏。无论多么浓稠的夜色，父子俩熟门熟路，从不用手电筒。都是红军，有什么好怕的？

　　对山外的世界，聂正远知之甚少，但他熟悉啸口梁（啸口村的旧称）的一草一木。为了履行对父亲“守好红军墓”的承诺，聂正远“子承父业”，守护3000余名无名红军的烈士墓，36年如一日，从不懈怠。

　　清明节的雨比较大，待雨落停，在通往墓地的林间小道上，100多位村民陆陆续续来了。他们在墓碑前的平台上斟满清酒、献上祭品、默哀肃立，鞠躬，还有老人要磕头，然后燃放鞭炮，最后小心地把菊花插在地上。

　　在祭拜的人群中，80多岁的吴显杰神情凝重。他的父亲吴敏德曾是远近有名的中医，苛捐杂税沉重，一家9口只好给地主张联俊当长工，红军来了，他们家和很多村民都分到了田地、房屋。1934年川陕省工农总医院迁到村里，村民尽其所能护理伤病员，父亲吴敏德到医院为战士治病，母亲也帮医院送抬伤员、收买粮食、清洗衣服被褥。

　　3000多名红军牺牲后，村民把烈士安葬在红军坪一带。

　　新中国成立后，在聂永奎、聂正远父子的带领下，吴显杰、任多强、吴永平等村民常常到无名烈士墓清除杂草枯枝、疏通水沟。几十年来，他们从不允许任何人在红军墓周围放牛、扯猪草、砍树。

　　而口村祭扫红军墓的习俗，始于1990年清明节。

　　守陵，天大的事情

　　3000多位生前相识或不相识的人聚在这里，都没留下名字。他们没有名字，只有力量。从1932年某天开始，他们就为活着的人躺下了……

　　红军坪墓园位于石人山山腰，坐北朝南，正对碧波荡漾的通江河，以及经常岚烟四起的笔架山。

　　聂正远1946年10月生于啸口梁的下麻坝，兄妹5人，他居老三，现为啸口村的普通村民。1982年，他从已守墓48年的父亲聂永奎手中接过守墓的接力棒，一守就是39年。36岁的汉子如今已两鬓斑白、皱纹满脸。

　　聂正远的父亲聂永奎生于1911年，幼年就成了孤儿。家无土地，仅有父母遗留的两间破屋，聂永奎给地主家放牛、砍柴，勉强填饱肚子。

　　“爹也穷，妈也穷。爹穷盖蓑衣，妈穷盖斗篷。细娃儿莫盖的，抱个吹火筒……”这是聂永奎每次给聂正远讲红军故事时都要唱的一首童谣，那些年，通江县的穷人生活都是这样的。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陕西和四川方向战略转移，从通江县两河口挥师入川，迅速建立起以通江为首府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成为当时的川陕苏区首府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

　　1933年春，红军进入啸口梁，赶走了地主恶霸，清理了地主的田地和宅院。红军给聂永奎和村民分配了土地，分发了生产、生活物资，时常帮助大家搞生产，开办扫盲班……村民纷纷加入红军，单是啸口梁就有200多人参军。

　　川陕省工农总医院于1934年2月迁往啸口梁，总医院占地8.3平方公里，下设政治部、医务处、总务处和15个病号连。医院总部设在聂家老屋，15个连分布在三条长塬的15个大院子里。医院来了，聂永奎和村民腾出房屋和床让红军住，把楼板提供给牺牲的红军战士制作棺材，还帮红军抬担架，护理伤员，和红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34年夏，“万源战役”爆发，聂永奎期望走上前线战场，但在前往万源的途中不幸得了伤寒，只得中途返回。伤寒，在当时的偏僻农村被认为是绝症，只有等死的份儿！但奇迹发生了！在工农总医院医生的悉心救治下，聂永奎得以痊愈！

　　在通江两年多，红军先后进行了上百次战斗，上万名负伤红军被送到啸口梁……其中3000余名将士因医治无效而牺牲，长眠于此。

　　1934年10月，工农总医院离开啸口梁。聂永奎因病后身体虚弱，为不拖累部队，只得留下。

　　从那时起，他想，一定要为红军做点什么。他决定守护好牺牲在这里的3000多名烈士的坟茔，让这些英灵“有个照应”。

　　红军撤离后，“还乡团”从村民手中夺回土地，对红军烈士墓大肆破坏，对聂永奎等积极支持红军的村民进行打击、迫害，不少村民被迫离乡……聂永奎一心守护烈士墓，忍辱负重，留了下来。他秘密组织村民在夜晚将红军遗骸用泥土掩埋，做好记号，每年春节、清明时节，悄悄祭拜。

　　新中国成立后，聂永奎和一些村民将被倾倒在山沟里的红军烈士遗骸统一迁葬至未被破坏的红军墓地，进行集中保护。

　　聂正远说：“我五六岁起就随同父亲一起到红军墓除草、垒坟，他每次都要给我讲红军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聂正远眼中流出深深的怀念：“李敬元院长积劳成疾，牺牲在啸口梁。地主回来了，把李院长的遗体倒出棺材，曝尸荒野……”

　　“那时因为匆忙，坟墓掩埋得都不深。每次下大雨，墓表的泥土被冲刷，常有红军骸骨露出来。父亲会捡起来重新掩埋……”那时，父亲会讲红军到来之前和之后村民生活的对比，讲红军救了他的命，保留了聂家的血脉；红军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生活，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聂正远语气平缓地说：“虽然我读书少，但慢慢地我理解了父亲，也对红军充满了感恩。”父亲走后，他接过了守护墓地的“接力棒”。王秀清常因他管护墓区影响耕种而责怪他：“活路这么紧，秧子都搭在田坎上了，你还东跑西跑，去守那个坟包包，还顾不顾家？”

　　“这才好了几年，你就忘了吃不起饭穿不起衣的事？忘了被地主打骂，猪狗不如的生活……”聂正远一反驳，王秀清从此不再说什么，反而成了他的帮手，夫妻俩一起尽心尽力地管护着烈士坟茔。

　　“这些红军战士远天远地的，离开家乡，为我们老百姓丢了命，连个亲人祭奠都莫得。”每次去祭拜，都会引起聂正远的一阵伤感。

　　“守陵，是天大的事情。”这话，聂正远说过很多次。儿子聂长周上小学时，聂正远延续了父亲的做法，带着儿子到红军墓除草、垒坟、清理水沟，讲红军故事。聂正远一字一顿地说：“守陵，是天大的事情！更何况，我在爷爷临终前指天发过誓的！既是对红军英灵，也是对你们的爷爷。”

　　孩子们逐渐理解了父亲的行为，跟随他加入管理烈士墓区的行列。

　　不要谢我，要感恩红军

　　2004年10月的一天，在红军坪烈士墓区，唯一知道姓名的烈士——李惠荣的亲属来到啸口村，在墓前长跪不起，痛哭失声。

　　李惠荣之子是开国少将李中权。经多方调查，得知当时情形：1934年3月的一天，李惠荣为掩护红军游击队员，自己带上红军侦查员把敌人引开，最后壮烈牺牲。李中权的二哥把李惠荣埋葬在啸口梁。后来聂正远父亲把孤悬在外且尸骨暴露的坟茔予以迁葬，如今就安葬在红军坪墓地。

　　李惠荣的妻子王理诗也堪称传奇人物。王理诗生于四川达县，两人共生育8个孩子，三子李中权1932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33年担任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率300多人打回家乡达县，成立苏维埃政权。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王理诗决定全家9人参加红军，除李惠荣在长征前夕牺牲外，这一家可谓四川籍女红军中参加长征人数最多的家庭。

　　随红军长征时王理诗已是53岁，她以顽强的毅力，靠一双三寸金莲，带领幼小的儿女，跟随红军家属和根据地群众，从川东走到了川西。

　　1936年7月，红军走到炉霍县大草地附近，备受毒疮折磨的王理诗再也迈不动脚步了，她抓住儿子的手离开了人世……王理诗全家有4人在长征途中牺牲。

　　李中权将军常对子女们说：“我们的根在通江县，要经常回通江去祭拜长眠在那里的红军烈士，要经常回通江去看望老区人民！”

　　祭拜完毕，李惠荣的后人抱住聂正远，热泪盈眶，不停地对聂正远说着感谢……

　　聂正远说：“感谢我啥子？我们要感恩红军啊！”

　　血染的红土地

　　聂永奎不像有些村民，除了种地，还有些手艺，可以做木匠、石匠、竹篾匠的活路，他只会种地。这也影响了聂正远：“我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家里既没有养猪、养羊，连鸡鸭也没有一只！”

　　王秀清解释说：“养了鸡鸭，会进入别人的菜园子，影响左邻右舍的关系。何况我们绝不容许村民的家禽家畜进入红军墓地！”

　　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别村民要求把墓地改造成田地，改善村里土地紧缺的现状：“那些坟包包葬的都是外地人，这些年来也莫得哪个的亲人来祭拜。我们村守了这么多年，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应该把那些坟平了……”

　　这些议论，让聂正远很担心，他一边向村委会建议，必须保护烈士墓区，不能忘了红军的恩情，一边组织中老年村民向村委会施压，并向乡政府报告，同时对那些想平坟的年轻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最终，红军墓区得以保留。政府还组织村民在墓区周围种植了几百棵松柏。

　　一到农忙，村里的大人都忙着干农活，放牛羊就落到了小孩子的身上。小孩子图轻松省事，便将牛羊赶进墓区。聂正远每次把牛羊赶出来后，都会找到家长：“小娃儿不懂事，难道你们大人也不懂事？”

　　家长有的会赶紧教育自家的小孩，但也有少数村民火气大，与聂正远争吵，认为他多管闲事，把集体土地当作个人私产。1987年夏天，聂正远看见一头黄牛在墓地吃草，就去驱赶。牛主人看见了，气势汹汹地大吼：“你管这些闲事做啥子？何况这是集体的土地，放牛羊都不行么？”一言不合动了手，牛主人一拳将聂正远打得鼻子流血，头晕目眩。他不管不顾，要把牛主人拉到乡政府评理，直到对方服了软，把牛赶出墓区，并承诺不再到墓区放牧。

　　2003年秋天，邻村想给“五保户”建房，又舍不得花钱买木材，就打起了红军墓区树木的主意。砍伐声惊动了聂正远。他飞奔而来进行阻止，不管对方人多势众，用身体护住被砍了几斧的柏树。

　　王秀清也拉着孙子匆匆赶来，把4岁的孙子往树前一放，孙儿顺势抱住了树干，王秀清说：“你们要砍树，就先砍这个娃儿！”

　　聂正远一边拼命与对方周旋，一边让王秀清通知其他村民前来救援。在随后赶到的村民的强烈谴责下，砍树人悻悻离开……

　　聂正远相信：啸口梁的深色丘陵红壤，攥一把在手里，用力，泥土就会流血。

　　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面对3000多位无名烈士，聂正远最不希望出现的结果，就是自己“出名”了。

　　最近几年，聂正远一家守墓的事迹被扫墓人越传越远。他先后被中央电视台、人民网、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2015年更是入选“中国好人榜”，被评选为“四川省道德模范”……

　　“你想想，我父亲毕生穷得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来，他病逝前，身份证还来不及办理，所以连身份证也没有，他就走了。你说，他出啥子名？”

　　面朝黄土背朝天，只要自己做的事对得起良心，心里就坦然。

　　2015年，聂正远去成都领奖，那是“中国好人榜”公布后请四川省有关部门代为颁发。那也是他毕生去得最远的地方。聂正远获得1万元奖金。这钱来得天公地道，来得堂堂正正。毫无疑问是他毕生最大的一笔“收入”。

　　聂正远夫妻身体都不大好，虽有农村医保与低保，但药店买药只能自掏腰包。他买了一些药，另外购买了一些除草剂用于墓区除草。

　　他说：“我老了，把剩余的几千元留着，不敢乱花一分钱。我估计墓区还有一些花销……”

　　“墓地里经常有老鸹出没，鸦雀、野鸡、布谷、阳雀也不少。一种叫‘山皮条’的长蛇，经常横在路上，偶尔会遇到狐狸，一闪，就不见了……说也奇怪，我就是晚上走在红军坪，心里也从不害怕，反而感到平静……”聂正远眼里缓缓流出了一股暖光，就像阳光下奔涌的山溪。

　　“我会对着墓地说话：‘战士们辛苦了！看看周围的山村变样没有？树木越来越多，绿水青山带笑颜，包括我家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好！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安息吧！’”

　　晚上，聂正远从不用手电筒，怕打扰英灵啊。

　　在月白风清的时辰，时间没有流逝，时间在墓区旋转。

　　一束摇曳的野菊花，努力把周围的暗淡区域照亮，花丛看起来更显风姿绰约。

　　尽管往事中的那些面孔已经模糊，但他们汇聚为一个巨大的群像，群像在呐喊、冲锋，伴随震撼大地的马蹄声。想象中，聂正远自己似乎就是一次冲锋的参与者。（本文采访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通江县作家李晓军、江涛、蒲伟的支持帮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