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高山杜鹃。 高路川 摄

南江光雾山杜鹃。 付海旭 摄

　　峨眉山海拔3099米，高出峨眉平原2700多米，平均相对高差达2000多米，从低至高由常绿阔叶林、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针阔叶混交林、亚高山针叶林构成了完整的森林垂直带谱，具有当今世界上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同时，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所以要研究中国植物，怎么也撇不开峨眉山，而方文培的一生就跟峨眉山的植物有不解之缘。

　　龚静染

　　方文培（1899—1983，国际知名植物学家，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忠县人（今属重庆）。1927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后在当时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读研究生，在此期间他回到四川考察植物，并很快去了峨眉山，因为他听说此山的植物早已被不少外国人采集过了，而那些丰富的植物标本已进了西方的植物园。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植物种植最为发达的国家，拥有最好的植物园，他们从十八世纪初就对中国的紫蓝杜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西方的探险者们从中国采走了大量的杜鹃花标本和种苗，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就有大量的杜鹃品种来自中国。1934年方文培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奖学金资助，赴英深造。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方文培看到了丰富的植物种类，以及“不可能的杂交培育出来的品种”大为感慨，特别是在知道了原生于中国峨眉山的杜鹃经过杂交试验，培育出风靡一时的新品种后，他更坚定地确立了自己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

　　《草花谱》中说：“杜鹃花出蜀中者佳。”四川的杜鹃有“川鹃”之称，峨眉山是杜鹃的重要产地之一。在古蜀时期，人们认为杜鹃为望帝杜宇的魂魄所化，望帝死后，蜀人悲之，听见子规的叫声极为哀切，就说是杜宇回来了，而此时往往正值杜鹃花盛开。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其他各地的杜鹃花有着新的名字和传说，如朝鲜的金达莱就是一种杜鹃，而我们对杜鹃最为熟悉的名字应该是映山红。

　　自古人们对杜鹃就特别关注。杜鹃在古代峨眉山地区叫作“桫椤”或“娑椤”，被视为一种异花。清康熙二十六年版《峨眉山志》曹熙衡序中说：“桫椤灿烂，雷鸣于山腰，雪积于盛夏，物之异也。”佛教典籍中出现的桫椤花，花蕾形状浑圆，犹如满月，有瑞祥之气，在被神化了的传说中，它“三千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故长在佛教圣山的杜鹃花自然也被当地人认作了“桫椤花”。

　　南宋时期，范成大于淳熙四年（1177年）从岷江回苏州，曾登过一次峨眉山，留下了“桫椤”的记载：“桫椤者，其木叶如海桐，又似杨梅。花红白色，春夏间开，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见之，至此满山皆是。”这说明范成大之前，“桫椤”早已为人所熟知了。

　　所谓“桫椤”可能就是高山杜鹃的古称，西方人则称其为“红色树木”。杜鹃的名称，各地相异，这同它的种类繁多、品种不一有关。在四川，高山杜鹃“生峨眉山中，类枇杷，数葩合房，春开，叶在表，花在中，或言根不可移，故俗人不得为玩。”（《益部方物略》）这句“俗人不得为玩”描绘了它的清芳气质，也表明它所需要的苛刻水土条件，《嘉州府志》说它“皆生在峨山顶三四十里以上，移之山半则萎矣”。

　　高山杜鹃性喜冷凉，适合在湿度大、水分充足、腐殖质丰富的地方生长，而峨眉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山下到山顶均有各种杜鹃分布，四季交替绽放。明朝陈继儒在《珍珠船》中说：“峨眉山中娑椤花，花苞大如拳，叶似枇杷，凡二十余叶”，证明“桫椤花”，即高山杜鹃实为峨眉山一带特产。

　　方文培最想寻找的品种就是峨眉山野生高山杜鹃，他知道峨眉山是个植物王国，其间有可能发现一些中国原生的杜鹃种类。在世界范围内，原生种类和杂交的园艺品种多达近千种，主要分为五大品系：春鹃品系、夏鹃品系、西鹃品系、东鹃品系、高山杜鹃品系。所谓西鹃是指西方国家出产的杜鹃种类，而东鹃则特指日本杜鹃，中国原产的有春鹃、夏鹃，以及高山杜鹃，而高山杜鹃在峨眉山大量存在。

　　方文培最初的工作极为琐碎而具体，他需要对峨眉山植物进行全面的调查，这个工作需要细致和耐心，对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1928年方文培在峨眉山经过一个月的调查，采得标本1000余号，计1万多份，其中有不少是新发现，这让他初窥到峨眉山巨大植物宝库的秘密，并产生了强烈的科学探寻欲望。

　　从事植物调查与采集是一项十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为了采得一份珍贵的标本，方文培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有一次在峨眉山，他带着望远镜穿梭于林间，正当他在对感兴趣的植物进行仔细观察时，突然被一群人劫持，这群人不仅掳走了他全部随身物品，还莫名其妙地将他扔进了大牢中。后来才知道，这群人以为他是探子，无礼冒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关押的八天之中，方文培饥寒交迫，并随时有可能被“处决”，所幸，后来这群人发现他不过是穷书生，最终放了他。

　　类似的经历还不止一次。有一回，方文培外出采集植物，半路遇到大雨，大雨之后又是大雾，他竟然完全迷失了方向，走向了大山深处。当时，峨眉山中野兽成群，行走其间极其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尸骨无存。而在营地焦急等待的人们，由于始终得不到他的信息，也渐渐放弃了寻找，最有经验的山樵也断言他凶多吉少。到了第四天，留守人员依然不见方文培归来，便开始着手准备后事，考虑如何通知、抚恤亲属等事宜。同时，他们也在通过当地政府组织人马去寻找尸骸，但就在出发之前，人们发现山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近一看竟然是方文培，他如野人一般回来了。后来，方文培向众人讲述了自己绝地逃生的过程，大家无不惊叹其命大。

　　那几年间，“命大”的方文培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他在峨眉山共采集标本1.2万多号、15万多份，为中国留存了最早的、最重要的一批植物标本。

　　1937年9月，方文培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10月即应聘到四川大学教授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抗战爆发后不久，为避轰炸，川大南迁峨眉山，这无形中给他研究峨眉高山杜鹃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教学之余，他几乎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去野外调查采集峨眉山植物，对他而言，山就是家，进山就是回家。在他的努力下，四川大学植物标本室建立起来了，每年五月杜鹃花盛开之际，他更是亲自带领学生“回家”，在峨眉山采集各种杜鹃，就此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方文培在1939-1946年间，在持续考察了峨眉山植物后，从中选取有重要价值的植物及地区特有种共200种，编纂成《峨眉山植物图志》一书，采用中、英两种文字，在1942年出版，李约瑟看到该书后大为赞赏，称方文培是“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

　　方文培的经历让人想起峨眉山上“雷威琴”的故事。“雷威琴”说的是四川一个叫雷威的奇人，他制琴有绝技，“遇大风雷之夕，独往峨眉深松中，取其声异者伐之，有爱者名以松雪。”（清嘉庆版《嘉定府志》）过去制琴多用普通的桐木，但雷威用材独到，常常在大风雪之时，独自一人上峨眉山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著簑笠入深松中”，然后听树林中哪棵树“连延悠扬”，即将之伐回去制琴，所以雷威制的琴名扬于世。其实，与其说雷威制琴有独门绝技，不如说他有执着的敬业精神，而方文培在这一点上颇有些像雷威，他在植物学上的造诣不输于那只会听树的耳朵。

　　方文培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为重要的杜鹃花专家之一，在英国求学时他发表的论文《中国的落叶杜鹃》中只有32种杜鹃，1939年在峨眉山考察后发表的《近时采集的中国杜鹃花》中已经达到153种，为研究中国杜鹃花科植物奠定了基础。后来，方文培又经多年的采集与研究，直至主持《中国植物志》杜鹃花科编写时，确定中国共有杜鹃花植物548种，证明中国才是世界上杜鹃花的分布中心。方文培之于峨眉山确有一份杜鹃花的深情。

　　2019年1月中旬，我曾去拜访中科院成都分院植物所的专家印开蒲先生，按照他的说法，他是方文培的徒孙辈。在方文培80岁的时候，印开蒲还送他一张自己拍的水杉彩色图片，寓含长寿的祝福——因为水杉在植物界是活化石的意思，当时方文培非常开心。印老师告诉我，方文培在1986年还同其他人一起编撰了一本《中国四川杜鹃花》，该书收集了四川产的杜鹃花5个亚属，包含了95个种属，涵盖四川杜鹃花的主要类群，反映了四川杜鹃花的概貌，是中国研究杜鹃花的极重要参考书，这本书的主要基础应该就来自于他40多年前在峨眉山的收获。

　　也是在这年春天，我到成都植物园游览，无意中看到方文培的《中国四川杜鹃花》一书存放于展览馆，一种来自久远时空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想，正是方先生的出现，才让“峨眉不可到，高处望千岑”的时代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