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枯木竹石图》

　　白路/文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中国文学史上最顶尖的人才都在这艰险的道路上“双向奔赴”。人们常说“自古诗人例到蜀”，却往往忽略了另一文化现象：西南一隅的天府之国悬隔四海、远离中原，但每个时代都会从这里走出卓越的大才。蜀道上走出去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杨慎等“奇瑰磊落”的人物。“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最为顶尖的。

　　地理上的天然内向，极易造成封闭独守，但四川在文化上包容开放，川人有一种“走出夔门”的强烈愿望。出川的意义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激烈反弹，文化上义无反顾的跨越。苏轼出川之后，一辈子不是被贬，就是走在被贬的路上。乌台诗案，黄州突围，一蓑烟雨任平生。人到中年的苏轼化一路坎坷为自我生命的超越，使得儒、释、道奇妙地贯通融合，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注入新的基因。

　　诗意的栖居，苏轼在传统士大夫进取与退隐之间的双重矛盾心理中，另辟了一条人生的美学之境。苏轼在世之时，便在大宋境内家喻户晓，赵氏皇族都是他的粉丝，每有新作，世人争相传颂，洛阳纸贵，他成了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国际文化偶像。

　　史料记载，交趾国（今越南）的一位王子因为崇拜苏东坡，不畏路途艰难，一路北上追随他学习吟诗作赋。元丰三年，高丽文臣金觐出使大宋。由于崇拜苏轼苏辙，归国后将其两个孩子分别取名为“富轼”“富辙”。高丽国王仰慕苏东坡，除了重金收购字画之外，还特意派遣侍从至大宋境内服侍苏东坡。

　　苏东坡在日本更是广受欢迎，从江户时期的松尾芭蕉开始，许多日本文人的诗文中都有苏东坡的影子。平安时代“东坡先生”的名号便开始出现在日本的文字记载中，镰仓时代苏轼作品传入日本，例如《东坡词》《东坡长短句》等作品流传甚广，到了近代苏东坡的诗词入选了日本高中教材。

　　日本文人对苏诗情有独钟，不仅研读、模仿苏东坡的作品，还以他为题创作了很多诗文，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崇苏热”“东坡癖”。在享和二年壬戌（1802年）前后，日本出现了“赤壁会”。日本文人模仿苏轼，置酒会客，广纳好友，把日本某地方当作“东坡赤壁”，泛舟模拟赤壁游。1922年9月7日，东坡《赤壁赋》作后的第十四个“壬戌既望”，敬慕东坡的日本文人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赤壁会”，隔着日本海，穿越时空，向苏东坡致敬。此外，在东坡生日（农历腊月十九）那天，日本文人还要举行“寿苏会”，将收集有关苏东坡的书、画、文具、古董等在会场展示。

　　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迎接新千年到来之际，评选了上一个千年影响世界的十二位“千年英雄”，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西方学者将苏东坡视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法国汉学家成安妮认为，苏东坡体现了“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而这正是“极具批判精神并附有渊博学识的、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所追求的精神。

　　苏东坡的命运和作品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激起了专家和“学识渊博的读者”的兴趣。法国作家克劳德·罗伊1994年出版了《千年之前的朋友》，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帕特里克卡雷，则以苏东坡流放黄州的经历创作了小说《永垂不朽》。

　　文人、艺术家何以是“英雄”？在给米开朗琪罗作传时，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这样写道：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在中国人看来，这段话更像是苏东坡一生的注脚。

　　一生的坎坷酿成美酒，苏东坡深刻品味到了命运的诡谲、官场的蹭蹬，但他在人生的得意与失意的巨大落差间，仍然能够“扬弃悲哀”，以适情适性的平和达观，构建超然自适的精神家园，凤凰涅槃。东坡精神超越了语言，超越了时代，永远在路上，永远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