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委第六次会议决定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标志着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其他三大城市群相比，成渝城市群既有共性特征又存在诸多差异，中央和国家层面有着特别的战略关切、战略定位和战略考虑。

　　地理区位差异凸显战略价值。成渝地区因处在国家多重战略交汇区域及巨大潜力，成为托举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性区域。成渝地区历来是国家战略大后方，在全国有着重要经济影响。成渝城市群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也是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尽管成渝城市群现实经济实力不仅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差距明显，经济总量还不及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但近些年后发优势更加显现，依托其综合匹配优势，完全可望释放出我国最重要内陆腹地的巨大潜能。西部“大成渝”与北方京津冀、东部长三角、南方粤港澳共同形成巨大的菱形地理空间，有力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区域空间布局。中央推出此项重大决策，将与其他国家战略在成渝地区进一步叠加共振，对西部乃至全国产生出“一子落全盘活”的巨大效应。

　　演进阶段差异锚定战略重心。成渝城市群还处在极化集聚又着力转型协同的关键时期，实现历史跨越必然需要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照比较公认的城市群建设雏形分散、极化集聚、转型协同、成熟融合四个阶段划分，京津冀城市群总体处于转型协同阶段，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已进入成熟融合阶段，而成渝地区城镇化率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成渝两大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作用逐步明显，城镇体系发育加快但还不完善，分工体系开始形成，区域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尚处于极化集聚并开始着力转型协同的阶段。世界级城市群的演进规律还表明，都市圈是城市群的硬核，打造都市圈是构建城市群的必经环节和路径。按照既定规划，成渝城市群要在2030年实现向世界级城市群的跨越，最关键的也在于加快建成成渝两大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都市圈。中央财经委决定使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概念，既在建设半径范围上与成渝城市群规划范围大致吻合，经济圈又有比都市圈更广泛且精准的含义，契合重庆仍然是大城市带大农村格局、四川部分城市化率也不高的阶段性特征。

　　内在矛盾差异决定战略基调。成渝城市群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且多重特殊矛盾交织，更加需要顺应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趋势，协同实现发展质量与民生品质提升。在发展不充分上，极核尚不够强、次极城市发育严重不足、经济密度偏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等特征都比较明显。除成都和重庆达到万亿级外，仅4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而其他三大城市群中不仅极核城市实力超强，苏州、杭州、南京等副中心城市也将近1.5万亿元，还有一批万亿级或5000亿级以上的重点城市。成渝城市群的经济密度只及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的4/25、3/8；城乡人均收入也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0%左右。在发展不平衡上，尽管这些年来在诸多方面取得重要进步，城际发展差距大，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社会领域发展失衡等表现仍然突出。由于成渝地区在维护国家战略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在开发与保护、保粮食与促增收、人才广需求与人口老龄化、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欠账大与地方债务负担重等矛盾都特别突出。中央的战略决策，正是基于对成渝地区上述内在矛盾的深刻把握，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要求，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作者为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省委改革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