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史学家陈寿——一部《三国志》让他与司马迁齐名
2020-06-16 09:42:11来源:四川日报编辑:邓超责编:胡晓萌

(转载)魏晋史学家陈寿——一部《三国志》让他与司马迁齐名

陈寿

  他

  一生著述颇丰,写书250余卷,耗十年之功完成《三国志》

  他

  有傲骨无媚骨,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风骨

  陈寿是谁?刚评出的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不少人对他颇为陌生。但只要说到《三国志》的作者,估计不少人就会恍然大悟。这位来自今南充市的魏晋史学家在屡遭打压之际,仍出于匡君正世的责任和使命,秉笔直书,以纪传体断代史的方式,记载了三国历史的风云变幻;更以其会通古今的才识,留下了对历史发展大势的诸多思考。

  言及陈寿,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何一民大加赞赏,“一部《三国志》让陈寿与司马迁、班固齐名。他身上凝聚的勇于创新、不事权贵等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与风骨,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

  □本报记者 吴晓铃

  才高识远

  《三国志》让他“并迁双固”

  在南充陈寿纪念馆,正门匾额上的“并迁双固”四个大字,表示陈寿的史学成就与司马迁、班固比肩。

  何一民说,陈寿少时好学,曾拜同郡学者、著名儒学家和史学家谯周为师。同时,蜀地自汉代以来,史学昌盛。在这种氛围下,陈寿一生著述颇丰,写书250余卷。其中,就包括耗十年之功完成的《三国志》。在这部65卷的著作中,陈寿以纪传体、断代史体例,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三国历史人物形象。

  “他描写的历史人物虽不如《史记》和《汉书》中的那么生动传神,但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之弊。在史料选择上,陈寿也能择取最重要者。可谓,文简而事丰。”何一民说。

  陈寿对历史的见识,也体现在著《三国志》时对形势观、人谋观、史体观的整体把握上。何一民认为,陈寿比较重视客观形势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同时也重视人谋对形势的主导作用。他还能把形势和人谋之间交互投射所演化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用最反映客观实际的史体撰写出来。

  陈寿对天下大势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令人称道。现在,很多经常使用的成语就出自《三国志》。

  翻开《三国志》,精华语句不胜枚举。谈谋略,陈寿写“事留变生,后机祸至”。这就是后世常说的“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谈领导的素质,他总结为“权不失机,功在速捷”,认为领导的大忌就是临机而不决,要采取正确谋略速捷以成事。谈不懂权衡利弊,他总结为“夫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讲人品,陈寿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王册诸葛邓钟传》中写道,“君子之行,皆积小以成高大。”意在提醒高尚的人格和修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要从身边小事做起,逐步提高。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等,更是百代流传。

  为人质直

  著史时将个人恩怨置于脑后

  作为修史之人,陈寿具备了应有的史德、史才和史识。

  何一民认为,“陈寿一生为人质直,有傲骨而无媚骨。在蜀汉时期宦官黄皓专权,不少大臣皆屈意附之,他却‘独不为之屈’,哪怕因此贬官。”而陈寿著述《三国志》,其目的也是希望能够以史匡扶君主。在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下,他才“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期待最终“有益风化”。

  著述《三国志》,陈寿也秉笔公正、取材严谨。“比如关于刘备‘三顾茅庐’的记载,在当时曾有诸葛亮主动求见刘备一说。但陈寿根据诸葛亮《出师表》,确证是刘备主动请诸葛亮出山。”

  不仅如此。陈寿之父曾在蜀汉时被诸葛亮处以凳刑,但陈寿著史时将个人恩怨置于脑后,真实记述和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生前治蜀的事迹,成为摒弃前嫌的史德最高体现。

  何一民说,正因为陈寿德才、见识兼备,《三国志》问世后就受到好评。与陈寿同时代的夏侯湛写作《魏书》,但看到《三国志》后,他认为已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于是自毁其书。《三国志》还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起,被称为前四史。

  对于《三国志》“文采不足”这一说法,何一民认为,这其实皆因司马迁时代文史不分。“到了魏晋时期,史学已经开始独立发展,与文学分道扬镳。因此,《三国志》并不以文采见长,而是力求朴实。这恰是文史分野的标志。”

  而今,千百年的历史见证:陈寿的努力没有白费——一部《三国志》,不仅成为了解和研究三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信史,也成为今人为人处事甚至治国理政的智慧源泉。

  人物名片

  陈寿(公元233年—公元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南充市)人,著名史学家,与司马迁、班固齐名,史称“并迁双固”。陈寿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侍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后,陈寿历经十年艰辛,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在《三国志》里,陈寿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记载了蜀汉“必以人为本”“弘毅宽厚”“赏罚必信”的治国理念和蜀地儒学、经学及其师承流变的情形,对巴蜀历史文化和蜀学、经学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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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寿著《三国志》多有曲笔吗?

  □本报记者 吴晓铃

  陈寿《三国志》永载史册。但后人也认为他在书中多有曲笔,并且“挟私报怨”,不算良史之才。真相的确如此吗?

  《三国志》被指曲笔回护曹魏,皆因全书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为帝。吴、蜀君主即位,书中都记曹魏的年号。对于东吴,陈寿只称孙权为主,对孙亮等称名。

  在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教授何一民看来,这些并非曲笔。他表示,晋是承袭曹魏而有天下的。身为晋人,陈寿著书当然尊奉曹魏为正统。故于魏、晋革易之处,陈寿不得不多所回护。即使如此,陈寿把这段历史称之为“三国”,等于承认了有三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已经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作为一个学者,陈寿已经很了不起了。因此,考虑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的修史者顾忌更多等实际背景,我们可以理解。此外,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外,陈寿的叙写仍翔实可信。因此,后代史家称其“位望不充其才”,纯系枉加。

  对陈寿挟私报怨的指责,主要是说他向曹操谋士丁仪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等等。何一民说,这些指责其实毫无依据,也早已为历代史家澄清。这般说法,实乃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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