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平:着眼化解“灰犀牛” 成都启动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

2019-03-29 10:38:33 | 来源:人民网 | 编辑:冯巧凤 | 责编:陈梦楠

  3月26日,成都市启动“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在全市4351个城乡社区全面排查和整治影响平安社区建设的9大类29项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人们常常用“灰犀牛”来比喻那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风险隐患。近期全国范围内社会民生领域内发生的大大小小“灰犀牛”事件,牵动公众神经,再次为社会基层治理敲响警钟。尤其在超大城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

  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此次成都“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正是成都推进社会环境高效能治理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场攻坚战。

  声势如此浩大,折射成都化解“灰犀牛”风险的迫切性和主动性。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官网最新资料,2018年成都市常住人口达1633万人,管理人口则超2000万。社情民情的复杂性、城市文化的多元性、风险挑战的多样性,对成都城市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政治维度、发展维度、民生维度三个维度考量,成都把平安社区建设提到了一个全局的高度,并以实施“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努力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一个特点十分鲜明:从小处入手,从细节入手,对重大风险隐患早发现、早防范、早化解。

  针对社区消防,重点排查整治消防设施老化、电瓶车违规充电、应急通道堵塞、危化品存放等隐患;

  针对社区设施,重点排查整治电气设施、燃气管道、失修围墙、老旧危房等隐患;

  针对社会治安,重点排查整治人防、物防、技防隐患和小区内“黄赌毒”问题;

  针对小区矛盾纠纷,重点排查整治小区物业矛盾纠纷、传销窝点、群租房情况、噪音扰民等问题;

  针对社区食品安全,重点排查整治学校食堂、托幼养老机构、农村群宴、食品小作坊等隐患……

  “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重点排查的9大类29项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孤立来看,都是细节,很容易被湮没在城市热闹的烟火气之中。但这些细节的叠加,会让危险系数陡然拉升。这就是“灰犀牛”的特点。它看似体形笨重、反应迟缓,即使人们早就知道它的存在,却往往视若无睹,毫不在意。可一旦它狂奔而来,对社会安全的冲撞却是灾难性的。必须从细节入手,从小处入手,将安全监管抵达基层每一根神经末梢,早发现、早防范、早化解,才能有效应对“灰犀牛”事件。

  一个逻辑十分清晰:抓住社区,抓住城市治理的基础根本。

  成都此次攻坚行动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突出社区的基础作用,以4351个城乡社区为基本单元,推动建立“社区发现、街镇呼叫、部门响应、协同整治”工作机制。

  以社区为基础,强化问题查找。由社区党组织牵头,整合社区工作者和网格员力量,会同社区民警、物业管理人员,排查辖区内9类29项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能在社区解决的问题就在社区及时解决。以街道(乡镇)为龙头,强化收集研判。对社区上报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能够解决的,整合辖区派出机构力量限时解决;无法解决的,建立工作台账,上报区(市)县工作组。以区(市)县为主体,“派单”解决重难点问题。根据街道(乡镇)呼叫,“派单”相关职能部门到现场解决;区(市)县无法解决的,呼叫市工作组“派单”解决。

  这种“层级式”工作模式,使更多的资源、管理、服务向社区下沉,这实际上强调了“共治”。成都此次攻坚行动涉及面广,利益关联复杂,可以说每一步都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没有市民的主动配合,工作推进会十分困难,尤其在流动性强的公共场所,更需要市民的主动参与,积极参与。政民联动,共治共享,不仅将有效破解攻坚行动难题,也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城市文化日益多元,唯一维系人生存稳定性的,就是社区。社区是市民生活的“根据地”、社情民意的“集聚地”,也是党和政府惠民政策的“落脚地”,抓住了社区治理,就抓住了城市治理的基础根本,抓住了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的基础根本。

  一个指向十分明确:形成一批机制、制度、政策成果,创新超大城市治理。

  4351个城乡社区,9大类29项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问题量大而且面广,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真正拔除角角落落存在的隐患,必须要靠机制的建立。因而,成都提出,将通过百日攻坚行动,形成一批机制、制度、政策成果。

  建立健全超大城市现代治理体系,全面提升治理能力,一直是成都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自2017年以来,成都相继召开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会,出炉城乡社区发展治理30条、社区发展治理“五大行动”等政策,形成了以党建为引领、居民自治、社会组织参与、三级网格员协同、“大联动微治理”的社区治理模式,尤其是在全国首创市委社治委,一改往日城乡社区治理工作职能分散在40多个部门的情况,解决了城乡社区治理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困局,激活了人、财、物等资源。在对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中,成都正在积极探索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在社会学专家眼中,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从农村国家向城市国家的转型过渡期。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超大城市治理,实质上就是未来国家治理的序曲;当下的超大城市治理的难题,其实就是未来国家治理的全国性难题。无疑,成都正在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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