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法律援助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成为川籍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有力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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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2日凌晨，农民工返岗专列K4147次列车停靠广州站。55岁的广安农民工雷泽成走下车，两只手分别提着一个桶和一个口袋——桶里装的是10公斤咸菜，袋子里装的是申请法律援助的宣传材料。

　　“这是最有家乡味的东西。”雷泽成说，他要把咸菜带给没回家的工友们尝尝，把家乡的政策给老乡们讲讲。

　　四川是重要的劳务输出大省，2018年约有2500万农民工外出务工就业，其中到省外务工的有1100多万。近期，本报记者对川籍农民工依法讨薪维权的状况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我省法律援助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覆盖范围与援助力度进一步加强，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更快

　　农民工成为四川法律援助的首要群体，四川全程开启讨薪或工伤赔偿的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不久前，蒲江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到了83名农民工的申请，讨要某建材公司拖欠的100余万元工资。仅仅一周后，当地法院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就确认了欠薪事实；一周后，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目前，83名申请人都拿回了自己的工资。

　　蒲江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纪倩介绍，如此“神速”的背后，是全程开启的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材料没带够，先受理再补充，工作人员直接到申请人集中的村委会补办手续；证据不充分，先受理再收集，承办律师分头走访调查了解案件情况。与此同时，法律援助中心和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等有关单位建立通道式工作机制，为案件办理一路开启绿灯。

　　去年底开始的为农民工讨薪法律援助专项活动中，许多地方都开辟了绿色通道，为农民工讨薪维权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其实，这类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很多地方是全年开通。”省法律援助中心专项活动联络人郑慕琼告诉记者，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对农民工因讨薪、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一律简化手续，免予审查经济状况；对重大、群体性农民工讨薪案，材料不全的，采取“先受理，后补材料”措施，确保农民工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一系列便利措施，让法律援助成为农民工维权、获得法律服务的重要途径，也让农民工群体成为法律援助的首要群体。

　　2016年到2018年三年间，全省共受理民事法律援助案件12.3万件，其中涉及农民工的案件6.3万件，占总案件数的51.2%，远远高于涉及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其他常见法律援助人群案件。近三年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胜诉率一直在80%以上，2018年更是达到了91.49%，获得广大受援农民工的好评，让他们及其工友、亲友遇到讨薪纠纷时，信赖并愿意申请法律援助。

　　更广

　　我省已建立25个驻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跨省援助农民工维权成为常态

　　1月3日，李某琼、杨某连、黎某水等11名川籍农民工从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劳动人事仲裁院拿到了裁决结果，他们请求用工单位支付放假期间生活费的请求得到了仲裁庭的支持。去年下半年，他们的工厂因受到台风影响停工数月，这笔生活费是他们回家过年的重要依靠。

　　值得一提的是，代理川籍农民工打这起官司的，是来自四川的法律援助律师徐精。依托广元市法律援助中心广东佛山工作站，徐精每年都要在广东办理多起法律援助案件，帮助川籍农民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晓林介绍，虽然法律援助申请受理以属地受理为原则，但在实践中许多川籍农民工更愿意求助家乡的法律援助机构，一些咨询电话也直接打到了四川的法律援助机构。

　　“举目无亲，想找个商量的人也难。”徐精说，他曾是一名长期在外务工的广元籍农民工，也曾面临这样的窘境——由于工作时发生工伤事故，导致右手手掌缺失，屡次向用工方索赔无果，“都知道找律师最有用，但在外地不认识人，找律师怕价格太贵。”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徐精自学法律，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成为一名律师，身兼广元市法律援助中心驻佛山工作站负责人。

　　像这样的驻外省法律援助工作站，我省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省外川籍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建立了25个。这些工作站主要为川籍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指引，为川籍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据介绍，近年来我省一方面加强与省外法律援助机构的沟通协作，另一方面依托政府驻省外办事机构、驻外流动党组织以及在外执业的川籍律师，加强推进我省驻外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将我省法律援助服务向出省农民工适度延伸，让跨省服务成为常态。

　　王晓林介绍，在跨省服务成为常态的形势下，我省将进一步扩大省外工作站的覆盖面，今年要争取依托省政府驻其他省市办事机构在当地实现工作站落地。此外，我省还将出台《省外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管理办法》，努力加强工作保障、提升服务质量。

　　更少

　　用工企业源头治理成效显现，维权案件数量稳步下降

　　1月31日，四川省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恩慧像往年一样，在春节前夕来到位于成都市区的一个派出所值班，为讨薪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

　　一天的时间里，他受理了3起讨薪纠纷，“有一起现场就调解了，另一起农民工刚走到派出所，钱就到账户上了，还有一起证据充分，即将进入执行程序。”王恩慧说，同往年相比，现在不仅进入司法程序的维权案件数量少了，涉案人数、涉案标的也少了。

　　来自省法律援助中心的一个数据也可佐证——2016年全省共受理农民工维权案件26334件，2017年降至19370件，2018年下降到了17290件。

　　王晓林认为，案件减少，是因为源头治理成效显现，“一方面是城建、劳动、公安等部门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对用工企业念上了‘紧箍咒’；另一方面是普法工作持续推进，农民工法治意识普遍增强，拥有了‘护身符’。”

　　长期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王恩慧对此感受颇深。“例如有关部门加强了诚信体系建设，把欠薪企业纳入黑名单，让他们投标、融资等处处受限，这就非常有效。”王恩慧说，如今故意欠薪的企业已经很少，但管理不规范如非法分包、违规招用零散农民工等引发的欠薪有所增多，他和同事正与城建等部门合作，在工程建设领域推动加强巡查工作，着眼更前端的源头，希望从根本上杜绝欠薪。

　　去年底，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其中两条分别是“保障工资支付”和“注重维权救助”。省司法厅厅长刘志诚表示，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将按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把农民工讨薪维权作为全省法律援助的重中之重，为农民工提供多品种、可选择的公共法律服务“套餐”，并主动加强部门间合作，畅通维权渠道，形成工作合力，实现多渠道维权，努力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工提供精准、普惠、便捷的服务。编后语

　　随着省委省政府对农民工关心关爱各项制度的出台落实，我们欣喜地看到，我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覆盖范围与援助力度进一步加强，援助更快捷，覆盖范围更广，案件数量更少，一系列变化，见证了我省切实把关心关爱落实到了农民工最关注的事儿上。

　　然而，由于农民工文化水平偏低，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很多农民工对于法律援助服务的知晓度和获取度还远远不够。因此，农民工法律援助在更贴近、更便捷、更人性化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着力空间。例如，可以利用农民工朋友熟悉的手机网络等，全方位开辟网上申请、拨打热线电话、手机扫一扫等多种维权渠道，方便农民工及时获得全天候的法律服务。在线下，有条件的地方在企业集中地区设立流动性的法律援助服务窗口或者流动工作站，变坐等服务为上门服务，真正把法律援助服务送到农民工身边；法律援助机构还可在人民法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设立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公示联系电话、援助范围、受理程序等维权信息，增加农民工获取法律援助信息的渠道。如此，推动网络平台与实体平台结合，真正打通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记者 吴忧 唐子晴）

　　原标题：农民工维权 迎来三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