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粤农民工调查:记录几十年间中国农民工群体时代变迁

2019-02-11 09:22:30 | 来源:四川日报 | 编辑:邓超 | 责编:陈梦楠

  原标题:川粤农民工调查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群体的变化,正是中国城乡变化的最独特观察窗口。四川是中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出地,广东则是中国最大的农民工流入地。《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奔赴两地,记录了几十年间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时代变迁。

  采访中,有研究者分析,40多年来,农民工群体先后经历4次浪潮,每次浪潮都推动着这一群体迈上一个新台阶: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农民工“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这一群体探向更为广阔的城市空间;第三次是21世纪之后,农民工群体加速跨省大流动,2001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重达44%;第四次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农民工群体进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新阶段。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历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拥有不同于国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同步规律,即: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进城就业与进城落户同步。

  同时,国家还为这一群体保留了地权,确保农民工进得了城,也回得了乡。进退有据,是中国农民工发展历程的制度温情。新时代迸发新活力,农民工群体呈现令人欣喜的新特征。在产业转型、机器替代人的诸多压力下,先进制造业成为规模化吸纳农民工的主阵地,农民工不仅是第二产业的主力军,也成为了第三产业的生力军。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他们不仅提升了劳动技能,而且提升了文化等综合素质,逐步融入城市。

  根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部署,到2020年,大部分中国农民工将拥有专业技能和居住证;到2035年,大部分农民工将毕业于职业技术院校,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到2050年,农民工群体全面实现“四融”:自己融入企业、家庭融入社区、子女融入学校、群体融入社会。农民工,这个由时代铸造的词汇,正在散发出愈发强烈醒目的亮光,照耀着2.8亿农民工群体心中的希望,也承载着新时代中国奔向民族复兴梦想的力量。

  亿万农民工的时代变迁

  ●农民工是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乡镇企业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民工撑起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参与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

  ●新生代农民工则正在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2019年春运大幕拉开时,千千万万农民工再次踏上返乡旅途。“欢迎农民工春节回家!”在巴蜀大地,不论是车站码头,还是入省入县交界处,到处都有温馨的标语、温情的问候和周到的服务。

  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竹篙镇,返乡游子的归来让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农民工创业一条街”上,多了许多寻找机会的身影。金堂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前,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咨询返乡创业优惠政策。

  31年前,50名竹篙姑娘在这里告别亲人,奔赴广东开启寻梦之旅。自此,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把金堂县竹篙镇与东莞市厚街镇、四川和广东、内地和沿海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岁岁年年,她们与亿万农民工一道,经受时代洗礼、不断突破自我。

  2018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

  40年来,这一群体实现了从体力型输出到技能型输出、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

  有人说,中国每一座现代化城市,都是一座农民工博物馆。

  有人说,中国创造的每一个世界奇迹,都有农民工的付出。

  农民工是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乡镇企业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

  无论是回首改革开放40周年,还是展望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农民工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发展史。

  来势汹涌“民工潮”

  1988年初春,农历二月十九,川西平原上的油菜花开始绽放。家住竹篙镇的青春少女王红琼穿戴整齐,背上背包,与49名差不多岁数的姑娘一起,踏上南下闯广东的旅途。

  她们的目的地是广东东莞厚街镇的厚兴皮具厂。此前,王红琼最远只到过离家20公里的淮口镇。

  竹篙距厚街1600公里。从大客车换到绿皮火车,王红琼刚上火车就被挤丢了背包,正要跳下火车去找,幸好被带队的竹篙中心校校长吴宛平一把拉住,才没与队伍失散。

  车厢过道里水泄不通,连座位下都躺着人。姑娘们并不知道,从这一刻开始,她们与亿万中国农民工一起,将书写改变自己与中国命运的崭新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优先保障工业发展和城市就业,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曾对进城农村劳动力严格限制。改革开放后,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进城,此后的几十年间,一步步敞开城门、实行城乡统筹就业,并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环境、加强对农民工人文关怀,鼓励他们融入城市。

  上世纪60年代开始,广东省广州市和若干其他省市试行的亦工亦农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不转户粮关系,既是农民,也是工人。尽管人数有限,为期只有短短数年,但可以看作是当代农民工的雏形。1978年末,全国农民工约有200万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民工撑起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参与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

  1980年后,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地区迅速崛起一批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农民工,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波高潮。

  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第一次出现了“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个词被广泛使用。

  1987年,时任四川成都金堂县竹篙区委书记的沈友春,与广东东莞市厚街镇劳动服务站签订了劳务输出协议,厚兴皮具厂同意接收50名来自竹篙的女工。这是金堂县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向广东进行劳务输出,也是四川乃至全国较早的成建制有序输出。

  到了1989年初春,多地农民不约而同用脚做出选择,走出家门、奔向城市,令人瞩目的“民工潮”出现。以此为标志,农民工跨省流动进入鼎盛期。农民工工作十二五规划课题组数据显示,1989年农民工人数飙增到3000万。

  此后十年间,农民工由自发流动向有序流动过渡,政府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开展培训、疏导等服务,民工专列成为每年春节的一道风景线。

  特别是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提速,产生了强烈的劳动力需求,农民外出务工意愿愈加强烈。一批批农民工踏上了时代的节拍,拉开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序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8亿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485元,制造业、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最大渠道;在这个群体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提高。

  不甘于做“打工仔”

  1983年,13岁的马宗平和哥哥一道,揣着仅有的10元钱外出打工,逃票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到了千里之外。“包包没钱,又怕查票,只能藏在座椅下,每天只吃一顿饭。”那段艰辛的日子,马宗平至今记忆犹新。

  没人能说出第一个走出家门的农民工是谁。今年50岁的马宗平,是记者搜寻到的四川巴中最早外出打工的农民之一。

  马宗平后来在跑运输拉农产品的过程中,留意到发展农业产业是条不错的路子。从2011年开始,他拿着自己的积蓄和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资金,回到家乡巴中市恩阳区群乐镇创业。在经历两次失败后,他建起了宗平种养家庭农场,流转500多亩土地发展种养业,从昔日的贫困户变成致富带头人。

  “替人打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还得自己干。”马宗平说。在他身上,记者看到广大农民工普遍具有的精神:奋斗不止,永不言弃。

  采访中,多位研究者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指60后、70后群体,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陆续涌入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这一代农民工主要依托亲缘、地缘关系,以自发方式外出,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往往从事苦、脏、险、累的体力活。挣钱回家是他们打工的主要目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了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有的在城市长大,有的虽生于乡村,但大多受过初、中等教育,他们的生活方式已从“生存型”向“生活型”转变,不再把挣钱作为外出务工的唯一目的,更渴望提升素质,不甘于做“打工仔”,希望成为“管理者”。学习了技术和管理能力后,他们融城意识强烈,开始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在职业选择和发展取向上,已从苦脏累工种向体面工种转变,从关注工资待遇向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创业前途转变。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就是这样起步的。

  以“华蓥山游击队”闻名的四川广安华蓥市,在电子产业界世界闻名。引领这一奇迹的,正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李双林。

  1993年秋,17岁的李双林高考落榜,远赴广东东莞,在一家电子厂里做小工。由于创新能力强,他先后被提升,直到当上了经理。2004年,李双林创业办电子公司,几年后发展为拥有4个分公司的电子集团。

  2009年,李双林回到华蓥市,创办家乡首家电子企业——领创电子有限公司。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他和伙伴们“现身说法”,积极协助政府招商。目前,华蓥市电子信息产业园已引进企业77家。

  “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农民工。”媒体这样评价。

  产业工人、乡村振兴生力军

  “第一代农民工背着蛇皮袋去打工,第二代农民工拉着行李箱去打工,新生代农民工拿着手机去打工。”这是三代农民工的形象写照。

  1996年春节过后,17岁的陈剑锋光着脚走出广州火车站,他的鞋子在汹涌人潮中被踩掉了。

  “广州到底什么样?”从四川达州东安乡美妙村出发,坐了三天三夜闷罐火车后,陈剑锋终于到了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统一中国振兴中华”八个大字,“是我最深刻的印象”。

  进入21世纪,农民工群体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农民工表述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展了维护农民工就业权益和改善就业环境的专项工作。

  2006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系统提出关于农民工工资、公共服务、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政策服务措施。

  2010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工发展进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在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劳动大军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并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一方面,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投身新业态,支撑其快速发展。

  2017年,仅有初中文化的陈剑锋考上了设在工厂里的公开大学,一边工作一边攻读本科学历。凭着踏实肯干与刻苦钻研,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一名技术工人,还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

  另一方面,一批批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农民工,带着技术、项目、资金和营销渠道返乡创业,在精准扶贫和共奔小康路上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2006年,王红琼回到金堂,开办起“锦洲成衣厂”,一年就能接到上千万元订单。除了竹篙镇“农民工创业一条街”上的厂房,她还在4个乡镇开设了车间,解决了200多名姐妹的就业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700万,其中农民工480万。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带动就业人数已达3000万,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

  这些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们,已不是传统的农民回归家园模式,而是在双创格局下创办实体,并发展成为内地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继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后,他们为乡村带来了又一次创业创新浪潮。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蒋作平 吴光于 刘宏宇 参与采访记者 刘大江薛玉斌薛晨毛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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