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才专栏│梨子坪的那些事儿

2017-05-14 16:31:57 | 来源:国际在线 | 编辑:邓超 | 责编:陈梦楠

李永才

  我的家乡梨子坪坐落在重庆市涪陵区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距离涪陵主城区20公里左右,背靠西巴山山脉中段,是一个在重庆版图上都难以找到,毫不起眼的弹丸之地。古老而深邃的长江,在它的脚下蜿蜒而过。这条浩荡奔腾的大河,在这里拐弯抹角,突然放缓了脚步,或许是想借两岸鳞次栉比的苍松翠柏来演绎巴人的后裔,历经坎坷而波澜不惊的千年故事。你看那江畔招摇的水草和野花,一挥手就牵住了南来北往,不知劳顿的迁客的目光。每当夜半钟声时,故乡原野的青瓦土墙,麦浪稻香以及乡亲们的眷眷之心,就被十里千帆送上了客船,一根竹篙撑向江南。

  梨子坪的深丘和田野,物种丰富,植被多样,山色空濛随四季变迁。有无边的光景令人遐想。我尤其喜欢它的春天,选择任意一个视角,俯瞰或者远望,草木峥嵘,杂花生树。有桃李春风,有梨花带雨,偶尔一线紫藤花爬过墙头,大团花蕾,灿若云锦。最为动人的,还是要数杏花,无论它开在山溪垭口,还是田边地角,背阴向阳,旁逸斜出,你一眼就能看到它。醉入花荫,顷刻就会被满头杏花感染,或者为着那热闹的枝头和纯净的情怀,或者是被这一片造化和风光所倾倒和陶醉。

  与其说这里的旷野有什么样的平川,不如说它是先人们用一双赤脚把古老的荆棘踏成了起伏的山冈。走遍所有的生产队也难以找到一块50亩以上的平地。田不成丘,地不成块,陡峭的丘陵山区,一层又一层拾级而上的,瘦小的庄稼地,像被秋风撕碎的麻布片儿,叠绕在山丘上,拥挤、狭小,但还算有序。几条黄泥巴小路像几头水牛那样漫不经心,从山谷间走过。举鞭、或扛犁的农人尾随其后,被凛凛的寒风悄无声息地吹透,朽败的玉米叶子和干枯的各色树叶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土路的两旁,上面有秋雨和草鞋留下的印迹,一个勤耕苦种的影子,此刻正擦肩而过。在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巴人的后代,间或有从湖北孝感、麻城迁徙而来的移民。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这片贫脊的土地上刨食充饥,谋生度日。农忙时耕田种土,农闲时,或上山砍樵或下河捞鱼,编筐织箩,晒烟收果,昼出夜伏,生生不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坐井观天,足不出户;勤于稼穑,而疏于商事。平凡而庸常的日子,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宁静和空旷。

  梨子坪在1978年以前叫梨子大队,现在叫梨坪村。是由七个生产小队组成。与相邻的弥勒大队分分合合,相互纠缠,苦乐不分。由生机坪、梨子坪、沙背溪、蔺家湾、杨柳冲、泡木沟、蚌壳溪等几个坪、几条小溪和几道湾构成。村里星罗棋布的民居,在野花、草木、修竹和各种藤蔓的簇拥和纠结下,充满原始和古朴的气息和味道。房屋是在浅黄色的地基上用泥土筑起来的。筑墙在当地叫打墙,就是将两块宽大的木夹板固定好后,用箢篼把一筐筐泥土倒入其中,然后用墙础一层层地夯实,到了一定高度后,用几根粗大的柏林做廪子架设起屋梁,像排兵布阵一样,在屋梁上整齐划一地铺排好椽子,最后层层叠叠的盖上灰瓦,几间高大明亮的瓦房就建好了。那些粗粝的瓦片,都是村民用泥土在自家瓦窑烧制而成的;那些屋梁是就地取材的杂木,经过简单加工后,固执地架设在墙头上,支撑着灰瓦,阁楼和吞云吐雾的烟囱。也许这些土得掉渣儿的建筑,会让人觉得贫寒和拮据,但如果深入就里,你会发现,墙上挂着的犁耙,还闪烁着铁锈的光芒,棕榈色的蓑衣,仍在回味昨夜的小雨。靠墙总会有一架木梯,让你对天空产生无穷无尽的幻想。身临其境,顷刻间你就会被那种从远古绵延至今,原始得不含一丝杂质的生活气息所打动。

  以土筑墙,以瓦覆顶,以草添色,以树绿荫的民居,往往依山势而建,前有明堂水土,后有茂林修竹,或藏风聚水,或前照后靠,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这些民居,像一把黑白棋子撒落在一张草色的毛边纸上,历经风雨而不改姿色,有的上百年,有的已逾越千年。在黎明的朝霞和黄昏的夕照下,陈旧的瓦房会呈现出古朴而凝重的质感,在自然物象的色彩中明暗交错,熠熠生辉。

  1966年农历1月15日的卯时,一个寂静的寒夜里,我慵懒地来到这个地图上没有符号的山村。说自己慵懒,是因为我在娘肚子里多呆了近一个月。出生的头天晚上是元宵节,按中国的传统习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尽管时令不济,但再困难的家庭,这天晚上的餐桌上都要添点荤菜,多几个素菜。那天下午,我舅舅来我家过节,他是一个孤儿,没有别的去处。母亲让他去杀鸡,可他刚把家里仅有的一只公鸡捉住,这只鸡就桀骜不驯地从他手上逃脱了,并跑到对面邻居蔺家屋里去了,舅舅追了几大圈,才重新抓住。父亲一直在骂人,说母亲一定是怀了一个女子,因女孩比较懒惰,就连鸡都不待见。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吃元宵,村里人都笑我是母亲吃汤圆胀出来的。直到1985年考上大学离开,我在这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度过了童年和少年艰涩而美好的时光。见证了父老乡亲在这里起早摸黑,生老病死,世代延续着鸡犬桑麻的日子。艰涩的童年,像这个被瘦土包裹青石的村庄一样,充满苦难,但苦难不是我少年生活的全部,也不能代替一个少年无效而有力的挣扎和朴素而天真的想象,比如野蔷薇和蒲公英吹出的自由和美好,蓝得要命的天和绿得发慌的水,是封闭和沉闷的城市孩子从小无缘享受的。苦水和香花的浸淫,养育了我的双重人格,也给自己的记忆之河蓄积了用之不竭尽的活水源头。

  我小时候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大队部所在的庄屋,庄屋位于生机坪与蔺家湾之间,沙背溪的一块平坝上,站在庄屋的晒场上,向南是钟梁子。钟梁子是一个低头不语的山坡,一条小径从半山腰缠绕而过,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那时山梁上有一架挂钟,说是钟,其实不过是乡亲们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废弃螺旋桨,挂在一个木架上。那时生产队是大集体生产,队长指派王天禄大爷负责打钟,每天清晨,天刚麻麻亮,婉转的麻雀就吵醒了整个山村,群山开始沸腾,那种兴奋劲儿告诉我,又是一个艳阳天,阳光像一把金色的麦穗,扫过那一遍枣林,灿如深棕色的大枣,烂若农家小妹红扑扑的脸蛋。当、当、当,几声清脆悦耳的钟声,从山梁上传递到每一道山湾,穿透缭绕的炊烟,进入农家的瓦檐。门和窗户被钟声打开,家犬和鸡鸭纷纷出笼。社员们有的扛着锄头,有的挑着粪桶,有的拿着镰刀,从各自低矮的土打垒瓦房,或草房里走出来上坡做农活。有婴儿的妇女,把桑萢一样的乳头塞进孩子的嘴里,用粗糙的大手把肥硕的乳房挤几下,让孩子最后奶上一口,就把小东西往竹编的摇窝里一丢,就匆匆的上工了。

  集体生产是要点工分的,每天七点,生产队会计张光荣,就准时站在田边地头点名,迟到的就扣工分。据母亲讲,为了不耽误挣工分,当我刚出生不久,还在嗷嗷待哺时,母亲就总是把我放在摇篮里,每天中途回家来喂一次奶。有一次回来,看见一条大蟒蛇在我的摇篮里,把我团团圈住,见母亲回来了,就静静的溜走了。父亲知道了,说那是家蛇,来保护我的,但母亲还是着实吓了一跳,从此就每天背着我上工,宁愿被扣工分。我们生产队的产出低,劳动力不值钱的。男劳动力,每天10分,女劳动力8分,到年底核算,每个工分也就值1角8分到2角钱,也就是说每天起早贪黑挣不到2元钱。我们家人口多,靠父母肩挑背磨,没日没夜的干,一年到头,还是补钱户,每到年底分口粮时,都要被扣下一部分,一家老小免不了饿饭,为此,每次轮到给我家分谷子和苞谷时,父母总是扭住称杆儿,没给队长和会计少吵架。

  沿着钟梁子的东南方向,往前走5分钟的路程,就是一座弥勒庙,庙堂的门口是一片竹林,林子很大,其中间或有几株古柏,据说是从前寺庙的僧人种下的。小时候,我们下了夜自习,打这里经过,月色朦胧,秋风婉约,古柏摇晃,恍惚间,我看见一位身披袈裟的僧人,一闪而过。在寺庙的右上角,有一棵古老的黄葛树,高大葳蕤,浓荫如盖,和风吹过,密集的树叶簌簌作响,似乎在讲述和见证这一群建筑,数百年的历史沧桑。这是远近几个大队社员们填补头脑空洞和读书识字的唯一去处。自1957年开始,这里就把和尚的经书改成了小学生的课本。成了梨子坪唯一具有神秘感和高尚性的精神家园。1972年开始,我在这里从小学读到初中毕业,度过了十年自由散漫的光阴,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远望静静东流的江水,南来北往的船只,两岸巍巍行走的青山,随绵长的汽笛由近而远……。幼小的心灵经常涌动起战天斗地的激情,“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一个人的全部童年和少年,在这种物质极度贫困,精神高度喷张的双重挤压中度过,在弥勒堂老师慈善如宗教般的目光和大自然清澈雨水的天然洗礼下,我幼小的心灵里,蓄积了人与自然既依恋又无奈的原始情怀,现在想来有一种疼痛感,更有一种幸福感。老天佑我,让我在那样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提早完成了对世界的阅读和认知。经历了那一段身心高度撕裂的少年时期,最后走出那座寺庙,走出了梨子坪,成为了一个深怀悲悯的人,一个苦心追问生命和世界的真相,而对世界的浮光掠影,表现得熟视无睹的人。

  回过头再看看我们队里的庄屋,所谓的庄屋,就是每个生产队社员们举行各种集会,集中收储粮食及参加为数不多的娱乐聚集场所,在当时的川东农村,都有这样的活动场所。我查了不少资料,都少有关于庄屋的文字界定。个人认为,应是借用了前苏联采取集体农庄生产模式时的概念。建国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的胜利成果,农村的土地从打倒的地主手里夺过来,分给苦大仇深的农民,当然这些无偿获得土地的劳苦大众,喜气洋洋是无需掩饰的。到了1953年底,全国有4万万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农民喜滋滋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春华秋实,好不容易过上了几天舒心的日子。“辛勤愉快地种着政府分给的十多亩水田,秋收后交了两鸡公车公粮后,剩下的谷子装了几拌桶,新粮盖旧粮,年年吃不完。过年了,家中还杀年猪,全家都缝新衣、做新鞋。”这就是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写照。然而,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不久就打破了。咱们可不能固步自封,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搞农业集体化。把小农户联合成为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使用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机器来提高粮食生产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

  既然有这样的好事,为何放着金光大道不走呢?于是,我们也开始亦步亦趋,搞农业合作化,不出几年,农村生产的组织形式不断变化,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已经够神速了,还觉着不过瘾,又搞起了史无前例的人民公社,比老大哥还先进,眼看着就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大一统生产,实践证明存在严重的效率问题,“大锅饭”,出工不出力,“搭便车”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安徽的小岗村和四川的广汉村社私底下又把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土地下放给农户。到了1978年,我们大队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集体的生产方式就随之消失了。但集体的公共事业,比如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和公共服务活动就成了木桶的短板。大集体生产时的庄屋,就提供了这些功能,像黄泥巴糊的墙壁和青石垒的打谷场一样,尽管显得十分简陋和粗放,但农民乡村自治的积极性和热情始终保持着夏天一样的温度。

  大队庄屋东边有梨子小学的两间教室,那是1972年7月才修建起来,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的。原来,附近几个大队只有一所弥勒小学,是永安公社的第二完校,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好一些,但够入学年龄的学生太多,招收不了,就规定小学招生要达到7岁。当时我刚满6岁,年龄不够,我就只能读梨子小学。或许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到弥勒小学找校长好说歹说,让我读了弥勒小学,我姐姐读了这个小学。现在想,如果我在这个刚开张的学校读书,是否就会改写人生的曲线呢。梨子小学只有两个老师,周永华和梅建华,都是本大队农中毕业后担任的全科老师。谈不上教学经验和教育方法,其实就是把这些飞天飞地的农村孩子找个地方圈养起来而已。

  两间教室之间,有一间合作医疗店,有一名男医生梅安池和一名女医生梅邦华,两位赤脚医生并不是专门学医的,也就是公社从各个大队里有点文化又热心为大家服务的青壮年劳力中抽出来,集中在公社卫生院培训几个月到半年,回来兼职的,除了轮流到医疗站服务,还要种自家的自留地,只是不再干大集体的农活。医疗站也没有多少正规的药品,除了阿司匹林、黄连素、头痛粉、云南白药等西药以及三七、白芷、何首乌、牛黄、朱砂、丹皮、杜仲、黄芪等简单的中草药外,偶尔看见药柜的高处挂过一块穿山甲,似乎这就是镇店之宝了。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同村的几个孩子,爬上一棵高大的桐子树,大孩子坐在树枝上,使劲的摇晃,我没有抓住枝杆,掉在地面青石板上,摔破了头皮,鲜血直冒。我赶紧捂住伤口,痛哭流涕地跑到医疗站,医生梅邦华用酒精棉球擦了擦伤口,敷上点白药,并用纱布包扎了一下,没几天就好,不知花了几分钱,母亲后来是否给了医生。总之,从小就享受这样的医疗服务,与现在的医院相较,真心有“赤脚医生向阳花”之慨叹。

  庄屋的西边有一间推销店,店内陈设十分简单,比不得永安公社的供销社。在进门右侧的墙壁上订上几排木架子,上面摆放着从永安公社供销社赊回来的日用百货,比如糖果、糕点、洋碱、洋火、洋瓷盆子、牙膏牙刷以及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有时也有烟酒茶卖,烟是几分钱的经济烟,再好点的也不过飞雁、小南海、大前门之类;酒主要是散装的红苕酒或者白汇一家老酒厂酿的高粱酒,偶尔也有涪陵的老牌子百花露酒。我去推销店是没有可能买这些东西的,顶多也是看个热闹。最多的时候,是母亲让我去为家里买一块洋碱、一小袋洗衣粉,或者打一瓶洋油。有时也为我们学校的老师李旭光买的,他每天烧油炉子用。

  店里的售货员叫吴仁凡,是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在涪陵四中高中毕业后,就成了回乡社青。社青的境遇就比知青差多了,就像贾平凹说的,知青下乡大不了就是厨房的瓷砖贴在了厕所,而农村的孩子这片瓷砖,一辈子贴在厕所,也不见有那么多的委屈和抱怨。知青最终都回城当了国家干部,吃国家粮,而农村的高中生,如果没有考上中专或大学,也没有当兵,那就只好回家继续种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讨一房媳妇,生儿育女,世代延续不问魏晋的农耕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要想干出点什么头绪是不大可能的。仁凡同志不想复制这样的人生,就在大队部开了这家小店,那时那境,应当说是有经济头脑的。可怜的是,我们村家家户户都太穷困,除了在此购一些必不可少的油盐酱醋,就没有更多的商品需求,根本支撑不起一个专门的推销店,这个店到改革开放初期,就关闭了。但我在这里还是有所收获的,那时可以看到的课外书籍极少,而店里的仁凡老兄毕竟在外读过农中,能从城镇同学那里借到一些书籍,每次我去店里见到他在看小说,都会厚着脸皮找他借,晚上回家后就挑灯夜读,第二天,最多第三天就得归还,因他也是借来的。三生有幸,我当时借读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苦菜花》等小说,在我稚嫩的心田,种下了文学的种子。我的中学、大学作文都是班上的范文,常常被语文老师提出来阅读,或许与这个推销店的缘分有剪不断的关系吧。

  与推销店相邻的是一家缝纫店,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光顾的地方,倒不是我家里有条件给我做新衣服,而是那里比较热闹,店里除了裁缝梁长文,爱讲一些幽默风趣的笑话。缝纫师傅占敏兰也热情好客,乐乐大方。队的七大姑八大姨,不管是否真要来做一身衣服,都会聚到这里来,摆东家长西家短。那时我还小,但人小鬼大,喜欢凑到大人堆里听闲话,长见识。也许真还灵验,“世事洞明皆学问”,在这里我真讨了不少见识。那些富一点的家庭,每年都会在过年前给自家的孩子做一套新衣服,我看在眼里,羡在心里。那时农家孩子的衣着,都像乌鸦一样,要么一片黑,要么一片蓝,多数时候还有几块歪歪扭扭的补丁。对照自己贫寒的家境,母亲要为我上学时做一件新衣服,只能从供销社扯回几尺白布,一包染料,在大铁锅煮成紫一块、白一块的五花衣料,自己剪裁,自己粗针大线缝缀在一起就当成体面的学生装。面对一身崭新的,四个兜的中山装的同学们,穿着这样的衣服,羞愧难当的自尊心,让我巴不得把头埋进衣领里。

  缝纫店的隔壁,是队里专门储藏粮食的地方,每年夏秋两季,沙背溪耕作组收获的粮食,在晒场打尽晒干后,就收储这里。粮仓比较原始,就是用围席一层一层将小麦、谷子和包谷围成一座座小山似的。为了防止粮食在翻晒或储存的时候被盗,每个庄屋都安排有保管员和两名监事代表,主要负责翻晒和照看粮食。不但防人,还有防鸟,那些年,不仅人间缺衣少粮,天空的鸟类也处于饥饿状态。除了储存粮草,每次大队召开斗争大会之前,这间屋子还偶尔作为临时关押犯人和批斗对象的地方。

  记得那是1976年夏天的某个晚上,第七生产队的王玄德被关在这里,那时我还小,不大理解大人们的事,但也或多或少听说他的传言,有说他能干,走南闯北见识多,在江湖上吃得开;有的说他偷鸡摸狗,抓拿骗吃,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家伙。总之,他长得人高马大的,也敢作敢为,人情练达,在远近公社都称得上是一个人物。后来真发生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在那个为了生存,卖无可卖的时代,他打起了女人的主意。我们村穷,有的女孩长大了,总琢磨着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嫁过去。他善于抓住女人的这种心理,把我们村的一位赵姓女青年拐卖到了湖北孝感,被公安机关抓获。为了教育警示广大群众,大队支部决定第二天在大队部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他。当天晚上,村上的民兵连长叫上我父亲一起来照看这位人贩子。我出于稀奇,也随父亲来庄屋关押他的地方。只见王玄德被用粗壮的麻绳捆绑着,吊在屋梁上,脸上肌肉扭曲。父亲看他难受的样子,就把他解下来,让他坐在稻草上。父亲坐在他的边上,与他交谈,问他为什么干这事儿,他说家里姊妹七八个,父母老实巴交地在生产队忙碌,一年下来,队里分的那点口粮根本养不活一大家人。自己作为家里的长子,不想依靠父母,也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挣钱,只有走险路了。父亲说,人一辈子,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勤扒苦做,归理伏法才行。父亲和他的对话,被后半夜的一场雨冲洗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一大早,雨过天晴,一抹朝阳在一群白鹤的追逐下,缓慢的照过来,探头探脑的样子,似乎在窥视这一场人间闹剧。会场的正前方挂了一幅批斗大会的标语,夺目而夸张,几乎遮住了社教干部们精耕细作的大批判专栏。全大队的革命群众都来了,整个晒场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头。王玄德被五花大绑,几个基干民兵雷厉风行地把他押到会场主席台的前面。头被压得几乎点地。大队书记宣布反革命人贩子王玄德批斗大会开始,珍溪派出所的刘干警铿锵有力地宣读了王玄德的犯罪经过和犯罪事实,接下来就是受害人家属及群众代表开始控诉和批斗他。随后广场上响起了“打倒‘反革命分子’王玄德!”“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等群情激奋,响彻云宵的口号声。

  其实那个年代,农村拐卖妇女的现象比较常见,我们大队的人贩子就有好几个。我的幺姨也是被人贩子送到湖北农村的某个山乡里去的。幺姨从小命苦,不到五岁,父母就在灾荒年间饿死了,在孤儿院因断粮而解散的时候,被珍溪公社景家大队一冉姓人家收养。在幺姨长大成人的时候,这家主人就在邻近大队为她找了一个人家,男的叫徐志林,家庭出生成分不好,在队里没地位,家境贫寒更不用说了。一开始幺姨就不情愿,但她的养父母与徐家已经订亲,而且已商定嫁娶的时辰。幺姨到我们家来说起这事就流泪,我父母及大姨爹他们在一起合计后,也觉得十分不妥,就八方打听是否有关系人可以在外地为她找个人户嫁过去。事又凑巧,没过多久,大姨她们村上就有人在外省找到一家人户。

  记得幺姨出走的那天晚上,天气十分炎热,几个大人在我们家地坝头围坐在一起,商量幺姨逃婚的路线,大家一致同意趁着月夜出走。由我父亲、大姨爹护送幺姨到百胜公社某个生产队,我们一位远房亲戚家里。那是一个盛夏的夜晚,下川东的农村,暑气弥天,一切物象都在暮色四合中,昏然难眠。小溪沟边的夏枯草,偶尔冒出点嫩芽来,小田螺微微张开小嘴,渴求一滴夜露的滋润。萤火虫在草丛中,对那些酸枣树上偃旗息鼓的知了眨巴着眼睛,似乎在戏谑这一方水土正在发生的一切荒诞不经的举动。跑着几朵白云的天空,燃烧的星子,梦境一样平静、温和。田野上,偶尔掠过一丝凉风,吹走了几个忙于不可告人的阴谋的亲人,做贼一样的慌乱和紧张情绪。让顶着月色匆匆赶路的一行人,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后来听说,天亮以后,幺姨就在别人的带领下,搭乘从清溪码头到湖北宜昌的班船,去了他乡。幺姨走后,我心里感到十分悲凉,空荡了好一阵子。我母亲八个姊妹,一家十个人口,困难时期,饿死了六个。幺姨一生是命最苦的,也是长得最好看的,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觉得她是周遭十里八乡少见的漂亮村姑。

  她走后,我经常把她同我们村里的八妹相比较。在我的眼里,八妹和幺姨是同一种水色的女人,浓眉大眼,长发披肩,温婉而雅致。八妹住在蔺家湾,离我家不远,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距离。她和我同龄,一起上小学、初中。可初中毕业后,她就去公社办的绳子溪榨菜厂当工人了。记得有个寒假,我去菜厂串菜,在卖菜篾丝的窗口,我看见了她。人长大了,异性之间就有了心理障碍,我忐忑不安地走过去,递上几毛钱,张口结舌地说,“要一把篾丝”。内心像揣了一只小鹿,撞得自己手脚无措。回到江边的菜架下,我把抢到的一堆青菜头囫囵吞枣地串完,却迟迟不想回家,一直等到她下班,随她一起回家。一路上随行小伙伴都争着和她说话,我也偶尔凑上几句,但显得尤其不自然。

  从那以后,我就去了涪陵城里的五中读高中,似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缘分和命运渐行渐远……有一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在清溪场码头赶船时,看见走在前面的妇女牵着一个七八岁光景的小男孩,背影有些熟悉,我紧赶几步追上去,发现确实是她,俊俏的面庞,点缀了几点生活的沧桑,白里透红的肌肤,略显松弛。我和她搭讪几句,才知道她后来嫁给了一位煤矿工人,男人平时少于回家。自己一个人在家种地,养孩子,里外一个人,风来雨去,苦不堪言。我的心里顿时涌上莫名的感伤。我曾在一首诗里写到:“我见过,你那一小块田地/豌豆花开了/比胡豆花灿烂/白的多一些,黑的少一些/像八妹的眼睛,比三月稚嫩/就着一场小雨,一粒豆籽/在你浅色的酒窝发芽/挥一挥衣袖,黄叶沙沙/你的笑声,散落草丛/消失了这些年/那一片云彩/像求学路上的思念/被一个上午的回忆和阳光淹没。”

  时光辗转,似水流年,回望梨子坪物是人非的变迁,谁也无法阻挡乡亲们追随季节的脚步,在生产队庄屋这巴掌大的地方,春播秋收,把酒桑麻,几乎就是他们生活和生命的全部。阳光明媚时,笑看人生样板戏;风雨交加时品味尘世老电影,把每一个季节都赋予了不同的色彩,把每一段时光都抒写成传奇的故事。乡亲们在属于自己的生命起伏里,孑然而行,走得深情,走得从容而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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