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专栏│在青山岭

2017-03-17 16:48:32 | 来源:国际在线 | 编辑:熊志娇 | 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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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没了的丘陵让人烦燥无奈。虽然登高远眺,夕光晨晖下的丘陵也如同青碧的海浪一样排向天际,偶尔显露奇丽的峥嵘。但绝大多数时候,作为一个生活在丘陵深处的人,我们没法总是站在高处。

  站在高处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平淡日子里,这些紫土砂石堆积的丘陵就是生活与生命的全部:平凡的稻田,平凡的麦地,平凡的竹林,平凡的桑园,平凡的村落,平凡的炊烟,平凡的祖父祖母,平凡的子子孙孙。一切都宁静而庸常。

  所以,少年时代,我对自己出生在这么一个丘陵环绕的地方无比沮丧:它既没有山地的巍峨,也没有海洋的壮阔,更缺少草原的辽远和浪漫。

  从谷歌地图上看,富顺县境几乎都由深青色和点缀其间的黄褐色构成,它们正是难以计数的相对高度很少超过两百米的川南深丘。幸运的是,在县境南边,有一抹颜色更深的弧线重重划过,那就是丘陵县域里,被人们称之为大山、其实主峰海拔也不到600米的青山岭。

  因为青山岭拔地而起,丘陵县域这篇冗长乏味的平庸之作,似乎也一下子有了G点和深度。好比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作为补偿,身材还算惹火。

  沱江由北而来,在牛佛入境――牛佛号称九街十八巷,李、蓝起义时曾定都于此,盘踞三年之久。不过,前些年区划调整,已由富顺划入大安――在经过县城并划了个半圆之后继续南下。在安溪镇北面,江流被青山岭所阻,咆哮的江水以水滴石穿的耐心和耐力,将青山岭撞开一道小小的缺口,形成了一段两三公里的峡谷,青山岭也就此分割于沱江两岸。

  对长年围困在丘陵包围圈中的人子来说,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的青山岭,无疑就是一个神秘且美好的去处――一个例证是,每年阳春三月,杂花生

  树,群莺乱飞之时,邻近青山岭的几个乡镇的中小学,几乎都要组织一次兴高采烈的春游,而春游的目的地永远别无选择:青山岭。

  1990年8月1日,正是我第二次高考后忐忑等待命运判决的日子,川南暑气弥天,赵化古镇如同一只巨大的蒸笼。这天凌晨,长河渐落,晓星西沉,我和刘建斌、廖时利一道,忽匆匆地踏过青石板的老街赶往码头。渡过沱江后,天刚蒙蒙亮,我们沿着一条土石的公路快步行走。

  直到日上三竿,我们终于来到了距赵化镇约20里的青山岭林场场部。那时候,青山岭林场场部有数十名职工,以及一个可以对外的招待所和伙食团。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富顺文协举办的笔会。

  富顺素有才子之乡的美誉,科举时代,这个小小的县份出了将近300名进士,以及刘光第、李宗吾、宋育仁等知名人物。薪火相传,在当代,喜欢舞文弄墨者颇多,县上的文协,每年都要想方设法搞一笔钱,开一次为期三五天乃至十天半月的笔会。笔会的会址,据我所知,有多年都选在青山岭。

  二十多年前的物质生活远远没法与今天相比。林场的招待所,几乎都是八人一间的大房子,晚上睡觉时,磨牙声、梦话声、打鼾声、头顶破电扇奄奄一息的吱呀声交汇在一起,如同挤进了一座生意兴隆的自由市场。不过,那时候年轻,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有文学和对文学的一片赤诚,外在的物质条件便不十分要紧了。

  我犹记得,这一年的青山岭笔会,省城来了几位老师,其中有一女子,月白衬衫,披肩长发,温婉而优雅,因说话声音秀气,被一老男人取名高小声。此女子姓高,叫高虹。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我竟与高虹成了同事和朋友。

  同样也是那次笔会,我们从收音机里获知了两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其一是著名作家周克芹病逝,其二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对丘陵之外的广阔世界,丘陵深处的我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却无法看得更为真切和深远。我们只能转而注视自己的内心,而内心最强大的事物,在那年代,无疑就是文学。那时候,文学远不像今天这样飞流直下三千尺地贬值,打油诗不要说获全国奖,就是获全县奖也非常困难。

  林场伙食团的大师傅只会烧些粗制滥造的大锅菜,更要命的是没有酒,而文学和文友相遇,没有酒是断然不行的。林场门口有一家商店,店里的货架上摆着些风尘仆仆的酒瓶。店门外,一只大红公鸡骄傲地踱着步,带领一群小母鸡幸福地搞野餐。

  那天,我邀约了七八个投缘的文友,每人凑了十元钱,托商店老板宰了那只大红公鸡――老板说,那只鸡是用来打鸣的,初时不情愿,后来多加了五元钱,方才勉强同意了;又煮了一块油亮亮的腊肉,打了一塑料壶高梁酒。

  晚上,等省城的老师和县上的老人家们都歇下了,我们几个人悄无声息地摸进商店。酒食摆在商店后面的院坝里。松风吹过,满耳涛声,而酒食的香味就夹杂在涛声里,毫不掩饰地打得我们面红耳赤。

  那个晚上,我喝得大醉。可能是高考后前途未卜,也可能是年少轻狂。酒醉后,我满山乱窜,大吼大叫,有两个清醒些的文友原本在后面跟着,后来大约见我闹得实在不成话,便都散了。

  我跑得累了,加上酒劲上涌,终于歪倒在一株老松树下。醒来时已是凌晨,身上爬满露珠。晓月在天,清辉匝地,松枝的影子沉在林间的空地上,如同写意的水墨。那一夜的青山岭一派静谧,如同一座古老的墓室,而我还活着,活在青春的狂燥与幻想里。

  两年之后,同样是8月,我又一次来到青山岭。这时候,我已从那所野鸡大学毕业,正在等分配。同行的是刘建斌和陈俊波――与两年前是一大拔人开笔会不同,这一回,我们是私人游玩。我们仍住在两年前住过的招待所里,招待所依然是破旧而亲切的老样子,墙上被雨水淋出的抽象画还在,屋角蛛网上的蜘蛛似乎也还是前年那一只。

  每天吃过晚饭,天色尚早,我们就沿着山间的一条小路散步,穿过松林和池塘,山弯深处,深掩着几户人家。黄犬隔着水田和枙子花,大声而愤怒地叫,不辞辛苦地叫。

  在邻近林场场部的公路旁,有一家小小的店子,出售一种叫凉糕的消夏小吃。每晚,我们必定要去吃一碗。老板是一对年迈的夫妻,热情而麻利。老头介绍说,他们做凉糕用的水都是从两里外挑回来的山泉,所以才特别清冽爽口。

  几年后我偶尔经过青山岭,想起那家曾经的凉糕店,凉糕店门前的公路已经改造拓宽,沙石路变成了水泥路。店子还在,只不过更加破旧沧桑,店门紧闭。一个热心的农妇告诉我,卖凉糕的老妇人前年去挑山泉时,不慎摔了一跌,中了风,去世了。老头子还在,不过,已经成了废人。

  顺着农妇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在一家生意兴隆的茶铺门前,藤椅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老人,头发零乱,口角流涎。他老伴死了,他一下子就老了。从来没见过哪个人老得这么快。农妇总结说。

  青山岭脚下有一座小小的镇子,叫作双鹿,以前是个乡,后来撤区并乡,并入了几里外的万寿。这年上山的前一天,我们一行三人经过双鹿,在街上竟遇见了我大学时期的酒友和诗友周春文。原来,周春文从教院毕业回家,也在等分配,而他老婆就在镇上的信用社上班。

  不由分说,周春文将我们一行拉扯到了他家。只一会儿功夫,镇上惟一一家饭馆的老板带着小厮,各自气喘吁吁地端了大盘小碟的菜肴和啤酒上楼。陪酒的有信用社主任及其两名手下。我们开怀畅饮,并愉快而言不由衷地责备周春文不该弄这么多菜,太费钱。周春文则张开如同多宝鱼般宽肥的手掌,颇有底气地说,穷日子要富过嘛。

  天气炎热,所饮者原是啤酒,但将近50瓶啤酒很快喝光,夜已深,没法再买啤酒了,只见周春文转身进里屋,少顷,吃力地捧出一个老大的玻璃瓶。瓶里,黄色的酒液中浸泡着一根粗大的人参,人参周边,漂浮着众星捧月的枸杞。

  这场剧饮的结局是,第二天早晨,当我们口干舌燥地离开周春文家时,在门口遇见信用社主任的儿子,小男孩非常委屈地对我们说,昨晚上我爸爸自己从床上掉下去了,却怪我把他挤下去的。

  距双鹿镇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十来户人家的村庄。在那个抬起头青山岭便挤进视野的地方,曾有过我童年的记忆。

  儿时家贫,加之母亲多病,我和兄弟都有过寄养在亲戚家的经历。在青山岭脚下的那座村庄,居住着母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姨妈一家。姨父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做得一手好木工活,家里相当殷实。

  一个佐证是,母亲重病求医而手中拮据,不得不将外公给她的嫁妆――一张雕花刻朵的楠木大床――卖给了姨妈。价钱是70年代非常惊人的300元。

  那张我自小就睡在上面的大床,足有两米多高,像是一座雕栏玉砌的小屋。在姨爹的指挥下,十几个人将它拆成了大小不等的部件,抬着挑着走了大半天,过河渡水,才运到他们家。

  从此,我们只能挤在一张会唱歌的十分丑陋的柏木床上。好在,只要你能入睡,楠木床和柏木床上做出的梦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被送往姨妈家时只有五岁,是被姨妈用一颗白生生的煮鸡蛋引诱而去的。对一个常年饿肚皮的五岁孩子来说,有时候,一只煮鸡蛋的诱惑甚至要大过母亲的怀抱。当我吃完那只煮鸡蛋想要回家时,我离母亲的怀抱已经隔着十多公里的乡间小路和一条波涛汹涌的沱江了。

  姨父总是应乡人的邀请,前往别人家里干活,有时候是打家俱,有时候是修房子。当他熟练而轻巧的刨刀从一方牢牢钉在木马上的木头表面划过,一片又长又卷的刨花便从刨刀背部吐出来,拉长后,像一匹发过的海带。长条的钢锯又薄又亮,长满了尖利的牙齿,在刺耳的锯声中,细细的木沫轻舞飞扬,一会儿就由一条线积成一道坎。

  数年之后,我差一点成了姨父的徒弟:初中毕业前夕,父亲的意思是让我不再上学,要么学木匠,要么学石匠。而我众多的姨父中,恰好有一个木匠和一个石匠,他们天经地义就该是我的师傅。

  好在,母亲坚决不同意,这个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乡村妇女,固执地认为读书才有前途。为此,她愿意勒紧裤带。

  后来我想,如果当年我真的辍学跟随姨父学木匠,那么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想必我也会是一个出色的匠人,带着两三个徒弟走村串户,在刨刀和钢锯之间度过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我的作品不再是这些轻飘飘的诗歌散文,而是沉甸甸的床椅桌凳,在乡人平淡的岁月里,我的作品将陪伴他们漫长的一生。

  姨妈家里年年都要喂一头大肥猪,虽说肥猪无一例外地按政策交给了国家,但总能留下几十斤猪油自家食用。熬了猪油,自然就有油渣。姨妈家的油渣装在一个大木盆里,木盆锁在姨妈和姨父房间的柜子中。

  有客人来时,姨妈就会用一只小瓷碗装出半碗油渣,炒在青菜或萝卜里,这在当时,算得上高规格的款待了。吃饭时,几双筷子在青菜萝卜中间打架,如同淘金者淘取黄金那样,寻找着不多的几块幸福的油渣。

  姨妈家有三个孩子,和我年岁相当,姨妈常常背了她的孩子,从木盆里拈一砣油渣悄悄塞给我,我把油渣放进嘴里,油油的、磁磁的油渣使人立即感觉到了一种充实和爽快。

  后来,姨妈的孩子发现了我享受的特权,于是趁姨妈和姨父外出时,三兄妹合伙将我揍了一顿。虽然揍得厉害,可我一直没哭出声--倒不是我从小就勇敢,而是怕一旦哭出声,嘴里那块油渣就会掉出来。

  姨妈回来后,痛打了她的三个孩子,她的孩子们哭了,我也哭了,后来姨妈也哭了。那天的晚餐,姨妈用青菜炒了足有两大碗油渣,吃饭时,她不断地为我和她的孩子们寻找那些埋伏在青菜中的油渣,而她却一个劲地吃青菜,好像青菜倒比油渣好吃似的。

  姨妈所在村庄的背后,是大片大片的竹林,竹林里,众多的坟墓此起彼伏,如同缩小版的丘陵。尽管姨妈对我很好,但我还是想家想妈妈。竹林的尽头是一条小路,小路旁有一座更为高大的坟,坟前立着青石的碑,碑上刻着我不认识的字。

  许多个想家的下午,我悄悄摸出姨妈家,跑到这座大坟之上。站在坟上,我能看见近处是白鹭飞翔的水田,寒烟如织,桑条被雨水洗得透亮。蛇行的小路穿过田野,在前面一分为二,一条通向青山岭,黑压压的大山像要倒下来;一条通向沱江,要渡过河,再走上数里小路,才能回到贫穷而破旧的家,回到母亲的怀抱。

  望着那条渐行渐远的小路消失在油菜花弥漫的田野,我大声地哭。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哭是他对付这个世界的惟一武器。多年以后,我曾经在一首诗里总结说,成长总是由伤痛和梦境组织。

  上个世纪末,五十多岁正值壮年的姨爹突然去世,他那些锃亮的刨刀钢锯从此永远沉睡在老屋一角。他的去世颇为让人唏嘘:姨爹与他的兄弟一向不和,两家人常因你家的鸡吃了我家的麦,我家的狗咬了你家的猫之类的小事大吵大闹。

  这种吵闹终于发展为老拳相向的斗殴。争斗中吃了亏的姨妈颇不服气,要求姨爹去找乡上的干部评理。姨爹去了乡上,但乡上的干部托辞不来。回到家,姨妈一阵数落,再次要求他去乡里。姨爹只得硬着头皮又到乡里,但仍然没有人理他。

  如是者三,可怜的姨爹整整一天就奔走在从家里到乡里的那条窄窄的田埂上。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手艺人终于想不通了,他在供销社买了一瓶农药,畅快淋漓地喝了下去。竹林里,在青山岭巍峨山影的映衬下,又多了一座孤苦无助的坟莹。

  姨爹以这种无谓的方式死去,钢锯不再鸣叫,刨刀不再飞舞,而姨妈也很快衰老并进入暮年。姨妈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出嫁,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偌大的老屋里,只有姨妈独自居住。

  那张我童年时曾睡过的熟悉的雕花楠木大床还在,在与时间的对抗中,它的色泽变得更深更暗,质地却始终坚硬如初。

  步履蹒跚的姨妈睡在楠木大床上,对她来说,生活已经像一块化石,一块被时光凝固并俘虏的化石。它不再有生命的律动和心跳,但它的确曾经激越地生活过,生存过,生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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